当1867年巴黎博览会举行之时，人们看到的巴黎不再是一个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巴黎。这个城市的面貌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帝国治下由奥斯曼市长（George 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作为总设计师对巴黎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他的功绩被称作“宏大工程”（grands travaux）。奥斯曼的改造则被认为是巴黎城市进入“现代”的标志，使巴黎从“卡西莫多的巴黎”转变为“奥斯曼的巴黎”，造就了一个超越了传统的现代城市。259487奥斯曼式城市规划（l’urbanisme Haussmannien）也成为一种特定的指代，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长久以来，对奥斯曼的评价参差不齐，赞誉和诘难并存。奥斯曼一直被夹在两种极端意见当中。反对者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奥斯曼改造中野蛮地摧毁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并借改造之机大力炒作地产房产。奥斯曼与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改造被本雅明视作“一场巨大的投机繁荣”。破坏传统和创造现代性都成为攻讦和批评的理由，直到大卫·哈维也是从城市空间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继续对这场巴黎改造进行批判。259488随着亨利爵士（Henri Siméon）手稿的出现，富有争议性的奥斯曼巴黎改造问题再度凸显。259489西方史学界近年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由于2010年是巴黎扩大到20个区的150周年，因而在巴黎也举办了多场关于奥斯曼之巴黎的研讨会。同过去简单地贬低奥斯曼改造的观点不同，在研究方面更为具体和客观，如对其道路开通、房屋建造、下水道工程等予以更详实的考察，尤其是将其作为巴黎城市建设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突出其积极方面和对后世的影响。259490

本文将奥斯曼改造放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待其必然性，突破将奥斯曼改造仅仅视作修路建楼、破坏传统城市面貌的观点，从改进城市设施和福利以及美化城市面貌的角度来考察其进步性。

一

19世纪是法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和城镇建设也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城市改造和建设时期，在法国巴黎更是规模集中地体现了出来，1852～1870年任巴黎市长的奥斯曼可以被视作这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改造是对19世纪一系列人口、经济、环境等问题的回应，也是长期以来巴黎城市建设的延续。

从现实的角度看，这场改造首先是城市人口增加所推动的。虽然这时期法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但城市人口的增长却超出了正常速度，尤其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在19世纪初，由于农村传统结构仍较为健全，农民进城务工也是暂时性的，在经济危机期间便可再度回到农村，但到了19世纪中叶，进城人口越来越多地在城镇长期定居，如1851～1856年间每年离开农村迁到城镇的居民数量被估算为13.5万人，而巴黎地区更是吸收了全部迁入城镇人口数量的45%。259454随着法国经济的发展，巴黎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发展缔造了一批成功者，也带来了因仰慕和信仰这成功的神话而纷至沓来的外乡人。巴黎日益膨胀，城市问题愈加严重，尤其是住房和交通成为令不同朝代和历届政府都深感头痛的事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城市发展必然要面临的挑战。急剧增多的城市人口既增加了城市的住房需求，也给城市建筑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这恰与蠢蠢欲动的剩余资本不谋而合，使政府不得不依靠市政工程来疏通。虽然法国在19世纪一直被认为是缺乏资本投资的时期，但19世纪中叶以后在公共工程建设方面的资本形成却颇具规模，1840～1860年间大规模的铁路建设，1860～1880年间迅速的城市建设，1880年以前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项目建设在全部固定资本投资中占到71%。259455

改造之前巴黎的环境也非常恶劣，处处充斥着肮脏与瘟疫，城市中林立的古老建筑旁充满了破旧的木棚和腐朽的味道，这也成为改造的现实动力。虽然此前的巴黎建设集中修建了一批大型建筑，也不断地扩大城市规模，但在总体上看城市面貌并没有得到改善，道路仍然是曲折蔓延，大多数房屋也都破败不堪，混乱的市场散落在各处，尤其以城市中心的西岱岛最为拥挤逼仄。古老巴黎的韵味和诗意可以处处寻到，但清爽的空气却难以吹进，致使疾病和瘟疫特别容易滋生。1832～1849年巴黎就为霍乱所肆虐着，巴黎的城市布局实在难辞其咎。这场疾疫中死于霍乱的人有5%来自西岱岛等环境最恶劣的街区。巴黎70%人口的生存条件都非常差，用水短缺而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