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提倡，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中国古代外交的兴趣进一步增长73964。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朝贡体制的研究，又成为学者们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

关于朝贡体制或朝贡体系这个概念，存在着不少争议。“朝贡”一词表示的似乎是一种单向的活动，会使人把“朝贡”活动误解成周边邻国对中国的单向行为，甚至会误认为“朝贡”方国家主导了这一关系73965。一些学者乐于使用其他概念来代替，如“天朝礼治体系”73966、“册封关系”73967、封贡关系73968，等等，此外还有“宗藩制度”、“宗藩体制”、“华夷秩序”等等说法73969。在这一背景下，张锋提出，需要对“朝贡体系”这一提法进行系统的反思73970。

关于朝贡体制的这些争论，无疑大为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外交以及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理解。不管我们给这个制度安排或体制起什么名字，它所指代的仍然是在东亚地区历史上曾经长时期存在的一种制度和体制，这是不变的事实。从这个考虑出发，本文仍然使用“朝贡体制”这个说法，在相当程度上，它的内涵是一种中国处于优势地位的东亚地区秩序安排。当然，中国的优势地位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在一些时期，中国失去了自身的主导地位，东亚地区国际格局呈现出两极或多极的态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地区秩序的面貌及相关行为体的行为模式73971。不过，中国在东亚地区处于主导地位，是一种更为经常的状态，这种状态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行为体的预期和外交行为，进而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模式。对这一行为模式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其理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朝贡体制”的稳定性进行分析。朝贡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的存在，有赖于对外思想观念、对外政策的具体运作以及在其背后的战略、策略考虑等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朝贡体制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一定的外在政策。它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时期而存在73972，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延续，也是一种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延续。这意味着它必有其战略和政策层面的合理性，否则朝贡体制就不是一种可以持续的体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可能被更为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取代，而不应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清时代达到其高潮和最为成熟与完备的时期。朝贡体制是一种兼容了理想与现实的世界图式73973，仅仅从观念层面对它进行讨论是有所不够的。也就是说，朝贡体制之所以有研究的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制度表现，而不仅是一种话语的虚构，或一种想象中的体制。

对朝贡体制或朝贡制度的探讨已有很多，但现有大部分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朝贡制度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或对其观念结构进行探讨73974。但仅仅探讨中国的观念，如华夷观、天下观，或者从文本上分析《尚书》、《国语》、《周礼》中的五服制、九服制，对于获取关于朝贡体制的深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五服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无法维持。五服体制的解体本身表明，观念的构想不能代替政策层面的可持续问题。

费正清等人虽然涉及了朝贡体制下的利益交换，认为中国统治者建立朝贡关系是因为外部朝贡能给其统治带来威望，外邦愿意朝贡则是因为它们希望通过朝贡打开与中国贸易的渠道73975。但仅仅是合法性或朝贡贸易，是否足以维持稳定的朝贡关系，合法性或贸易是否是相关行为体的主要动机，这本身存在一定的疑问73976。

本文试图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朝贡体制受规则、信念和规范等各种基础要素的支持，但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行为体把这一秩序安排强加给东亚地区这个意义上，朝贡体制是一种自发秩序73977，是中央王国与周边邻国相互博弈的一个产物，不能轻易地认为它仅仅是中央王国凭借其实力优势把自身的想法强加到周边邻国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朝贡体制是东亚地区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体制，并通过东亚地区行为体之间的策略互动而不断再生，从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均衡状态的显著特征被客观化，并凝结为具体的规则、机制、政策的结果73978。

到目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