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非洲相距数万里，远隔印度洋，但是，自古以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就像那长江和尼罗河水一样，奔腾不息，源远流长。

一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

中国同非洲的交往，以北非和东非为最早。据报道，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21王朝（公元前1070～前945年）一具木乃伊（女尸）的头发时，发现蚕丝纤维，当时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说明3000年前埃及已用中国丝绸。^[1]可见，非洲文明古国埃及早在此前就和中国有了间接的交往和海上贸易。中非交往已有3000年的历史。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12年，安息（波斯）王曾将埃及的杂技魔术艺人（“黎轩善弦人”）送到汉朝都城长安。这是中非间接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当时统治北非一带的罗马皇帝安敦（即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斯，公元161～180年在位）遣使沿海道经日南（越南）来中国访问，并向汉朝政府赠送非洲象牙、犀角、玳瑁等贵重礼品。这是非洲物产传入我国的最早记载，也是我国同非洲贸易交往的历史见证。1995年，笔者在江苏徐州贾旺参加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参观博物馆时，看到东汉画像石刻上有几只麒麟，具有非洲长颈鹿的典型特征。可见汉时我国对非洲的文物、特产已有相当的了解。^[2]

唐代以后，中国和非洲开始有了直接的交往。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是唐代著名学者杜佑的族子杜环。公元751～762年，杜环随大食（阿拉伯）军西行，在西亚北非各地渡过11年，回国后撰写《经行记》一书，记述叙利亚和北非摩洛哥（“摩邻”国）等地情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西亚非洲游记，对了解古代北非的历史、地理、物产、宗教、习俗、人文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

公元801年，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唐德宗时期的宰相贾耽（公元730～805年）编撰了《皇华四达记》一书，记载了中国通向四邻诸国的几条交通线，其中有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记述了从广州经波斯湾到非洲之角的详细航程。^[4]贾耽所记述的航线十分具体而又准确，但他本人并未去过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一带，这些情况都是他向商人和航海家采访了解到的。这也证明唐代中国的商人和航海家确实远航到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一带。否则，贾耽就不会有那么详细、准确的记载。

唐代，非洲也曾有人来过中国。《新唐书·南蛮传》和樊绰的《蛮书》都曾多次记载当时的波斯和北非阿拉伯国家向中国“遣使”、“进僧祗人”。“僧祗”是“桑给”的译音，古代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东非黑人称为“桑给”，因此，“僧祗人”是指东非海岸一带的黑人。

随着我国同东非海岸国家海上贸易的日益发展，我国对非洲国家的了解也逐步加深。这充分反映在唐代的一些著作中。公元850～860年间，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和唐末李石所著的《续博物志》等书，对非洲的“拨拔力国”（索马里一带）、“勿斯离国”（埃及）、“仍建国”（突尼斯）、“悉怛国”（苏丹）、“怛干国”（撒哈拉沙漠中的达开尔沙岛）等地情况，都有十分详细的记述，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宋代，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我国同东非海岸的城邦国家“层檀”（即“桑给”）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关系。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和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层檀”国的使节海上航行160多天，两次来到广州，宋神宗下令派船舶专程接送“层檀国”使臣层伽尼到宋朝京城。层伽尼不仅带着“层檀国”的国书，还带来大批乳香、龙涎香、珍珠、药材、玻璃器皿等方物赠送给宋朝政府。宋神宗盛情款待远方来的使者，“加赐白金两千两”，还授予层伽尼“保顺郎将”的尊贵封号。

由于海上贸易和友好交往的不断发展，我国对非洲的知识也更加丰富起来。宋代记载非洲情况的典籍除《宋史》、《宋会要》等官方史书外，还有《诸蕃志》、《岭外代答》、《文昌杂录》、《清波别志》、《事林广记》等书。这些著作，尤其是《诸蕃志》所提供的材料，对于研究北非、东非古代史和古代中非关系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元代，为发展中非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他于公元1330～1334年和公元1337～1339年，两次乘我国远洋海船（后又转乘阿拉伯商船），从当时我国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泉州出发，游历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地，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