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主要表现在列强的瓜分、社会的剧变、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建设四个方面。从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以来，国外对中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对非政策也引起各种反响。总起来看，国内外研究当代中非关系的著作一般偏向于两个极端。中国学者习惯于强调其一致性，忽略其调适与变化。^[1]外国学者则过分强调中国对非政策的阶段性及实用性，忽略其连续性。^[2]笔者个人认为，中非关系实际上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其连续性表现在它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平等相待、尊重主权、共同发展。其阶段性则表现在不同时期中非关系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政策就因受中国战略决策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方面的转变。

对非政策转变之一：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

对非政策的第一个变化是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转为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对话。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政党关系。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于60年代初提出了对非关系五项立场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从而奠定了中国对非政策的基础。五项立场是中国对非政策的重要宣示，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客观地说，1949～1978年中国对外政策在相当程度受制于国际政治。^[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实施联苏反美的“一边倒”（1950年代）、“反帝反修”（1960年代）与联美反苏“一条线”和“一大边”（1970年代）的战略。^[4]当时对非政策的基点是，中国应站在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修的第一线。这种强调意识形态的取向实源于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形势。西方的敌视政策迫使中国获得较有利的外交空间来谋求自己的生存权利。

由于在对外党际交往中与意识形态挂钩，中国对非党际交往受到影响。^[5]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有过交往，后来因为中苏论战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中断了与这两个政党的关系。1967～196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关系因它们的亲苏立场而一度疏远。刚果劳动党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以加强合作，中方以对方不是共产党为由予以拒绝。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该党主席恩科莫曾5次访华，并提出建立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两党关系直到1981年才开始正常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非洲政党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77年7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见莫桑比克代表团后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对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问题进行调研；11月，两部联名上呈《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请示，决定开展对非洲执政党的工作。中联部从1978年开始接待非洲执政党来访。^[6]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的突破，极大推进了对非关系的发展。之所以说是突破，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开始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交往迅速发展。^[7]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并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8]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往日益增多。^[9]从1978～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党共派出代表团230多批访华，其中包括党主席、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等主要领导134人。同期，中国共产党派出56批党的代表团组访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9个国家的执政党。^[10]截至2002年止，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约40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建立了联系，其中30多个是执政党。^[11]2005年，24个非洲政党访问我国，中国共产党访非代表团达19个。在政党交流活动中，双方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来服务于经济建设及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双方的议会也开始互访。^[12]

非洲的政党和政权可谓千差万别。^[13]然而，中国共产党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非洲政党的交往大大加强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交往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加强合作，也与其他政党发展关系。第二，交往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