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包括一些政策性的变化，曾经肩负群众文化工作重任的文化馆，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作为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文化馆在群众文化活动、辅导培训、示范研究等方面却有过相当程度的滑坡，甚至出现了名存实亡的现象。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社区工作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口。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要求，上海已逐步形成覆盖全市、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了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面对这一新形势，文化馆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文化馆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自身的功能定位，明确未来工作走向？此问题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广泛思考。

一 回顾历史：一段曲折的往事

民国以前，官方从未在上海设立过为民众服务的文化机构与设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由袁希涛等私人发起，曾在宝山县城厢建立通俗教育馆，但很快因经费困难而停办。^[1]民国期间，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的思想”的号召，上海市区设立了一所市立民众教育馆及其真如分馆。该馆以“唤起民众、宣传民众、教育民众、培训民众”为宗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这是上海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原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及真如分馆改名为沪南群众文化馆和沪西群众文化馆。1951年改称人民文化馆。1953年2月，上海第一个工人住宅区的曹阳文化馆（即今普陀区文化馆）成立，此后其他各区文化馆也相继筹建。“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市10个区、10个县都建有文化馆，^[3]市、区（县）二级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管理系统）和市群文馆、区（县）文化馆、街道（乡镇、公社）文化站（职能系统）形成，出现了覆盖城乡的文化活动框架。作为群众文教活动中心，文化馆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服务对象明确，服务方式多样，城市文化馆以工人、店员及工人家属为主要服务对象，农村文化馆以农民为服务对象，开展各类扫盲班、民众夜校、成人识字班，设立阅览室、游艺室，不定期组织文艺晚会，举办各种展览会，举办科学讲座，各项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群众普遍文化素质较低，文化娱乐活动稀缺，文化馆融识字教育、时事宣传、文化娱乐、普及科学知识及社会服务等活动于一炉，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受到全民热烈拥护。

“文化大革命”初期，区、县文化馆也有所谓“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还是革命文艺路线的重大斗争”问题，经常开展批判活动，正常的业务活动跌入低谷。1972年起，文化馆逐渐恢复，但大都成为帮派文艺的宣传阵地，只剩下样板戏、群众歌咏和以政治宣传为主要目的故事会等。

由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停滞，国家没能拿出大量资金用于文化事业的建设，群众文化事业一度陷入低迷，文化馆工作人员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更毋庸说开展高质量的业务活动了。

“文化大革命”后，文化部主办的《群众文化》1980年第2期转载了《文汇报》的一篇文章《金山县文化馆办活了》，介绍原本“门虽设而常关”的上海金山县文化馆通过各项举措增加收入的事迹。^[4]一石激起千层浪，再加上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文化馆“以文补文”、“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作为经验推广开来。上海先行一步，各区馆“以文补文”成果显著。1983年初，黄浦区浦东文化馆率先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1983～1986年，全馆总收入达169.19万元，相当于上级部门拨给文化馆1983年和1984年两年事业经费26.7万元的5倍多，增设了包括电视、录像、音乐茶室、溜冰场等20多项活动。^[5]到1990年，收入达116万元，结余28万元。虹口区曲阳文化馆于1988年11月成立后，平均月收入11万多元，一年结余50多万元。^[6]金山县文化馆1985～1987年进行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总收入达91.25万元，连续3年每人平均创利万元，三年内农民画共创汇合计人民币达30万元，其中收入用来更新娱乐设施、添置娱乐工具投资达35.1万多元。^[7]1988年6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化事业单位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进一步肯定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的重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