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共文化政策，毫无疑问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也即在整体公共政策的划分中涉及文化的那部分。众所周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公共政策学领域，关于公共政策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就从他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但一般说来，所谓公共政策，是指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和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的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就此而言，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公私行为、价值、规范所做出的有选择性的约束与指引，它通常是通过法令、条例、规划、计划、方案、措施、项目等形式表达出来。

与公共政策相类似，公共文化政策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价值观来看，每一项公共政策都体现了一定的公共价值观，公共文化政策也同样如此，公共价值既构成文化决策的基础，也影响、制约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的活动，并渗透到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

第二，从政策主体来看，尽管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有其自身的利益，但它作为公共文化政策主体，从本质上说是代表公众利益、为公众服务的，具有明显的公共性。

第三，从政策对象和目标来看，公共文化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公众，其政策目标是解决公众的公共文化需要如何满足等公共文化问题，体现公众的文化利益。

第四，从政策手段和过程来看，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必须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平衡、协调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同时动用政府的公共资源来达到预定的目标。

第五，从政策的外部边际效应来看，由于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是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因此也是社会公众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公共性”，而当公众参与成为一种习惯，就会形成社会的“公共精神”，它构成了公共文化政策的最为突出的边际效应。总之，“公共性”本身是镶嵌在公共文化政策里的，它构成了公共文化政策的内在属性。

近年来，公共政策及其公共性问题，在我国政府、学界等领域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究其原因，自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紧密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呼唤，都使得“公共性”问题迅速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对文化公共性的强调，它弱化了过去文化发展的教化功能与色彩，逐步演变为一种普遍的要求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权利诉求。作为这种文化权利诉求的一种应对，建立和完善体现社会公众文化利益的公共文化政策，也就开始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推进。就此而言，公共文化政策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提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

深圳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之一，随着市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民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希望城市的公共文化有更大的发展，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而且，从深圳的城市特点来看，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较早，市民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等都较强，可以说已经孕育出某种“市民社会”形态。市民社会本身就意味着对公共政策及“公共性”的需求特别旺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政治、行政系统的一种输出，公共政策的所有含义和功用都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问题”构成了公共政策的存在根由和逻辑起点。就此而言，假如我们将公共文化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设定为“文化的公共性”，那么就深圳过去的城市历史来看其问题恰恰在于这种文化公共性的相对缺乏。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建市时文化基础非常薄弱，当时发展城市文化首先是着重完善城市功能，对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包括20世纪80年代兴建的八大文化设施，主要是为了满足新兴城市对文化的迫切需求，此其一。其二，因为是移民城市，城市文化的公共性不足始终是个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公共文化空间和各类公共文化活动的缺乏，也表现在人们主动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意愿与热情普遍不高。城市文化公共性的不足会造成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