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世界中，台北市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民主化和市民的自主性程度都很高，市民对于文化权利有普遍的认识，对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有各种主张。在这样一个都市之中，文化局的角色、文化政策的作用，必须有不同于以往“管理”、“监督”的思考和定位。

理想的台北市文化局，是为人民提供文化服务的机构。文化局自然有配合市政建设营造、行销城市品牌的使命，但对于城市的文化风格，文化局是资源的保管者和分配者。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文化局必须提供市民普遍可以参与和享受的文化活动或文化设施，同时创造机会，让人民参与城市文化风格的塑造。

台北市的文化政策，不是文化局官员建构的管理框架，也不是政策制定者自我中心的文化图像，而是公权力与公资源对于市民期待的响应。因此，台北市文化政策的核心精神，是尊重市民对于文化的多元性需求与想象，以最大的包容度和宽容思考民众需要，调节资源的分配，营造市民乐于在此生活、创造新文化的城市。台北市的文化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甚至督导检讨，设计许多机制，让民间代表参与其间，并且拥有决定性的关键力量。

台北市目前有12个行政区、约260万人口。由于历史发展背景差异，台北市虽然拥有不同的区域特色，但这并不是文化局所强调的文化多元性。反而是文化局借由与不同区域民众的对话和沟通，尊重与了解民众对自己居住区域的需求、认同与想象，提供支持和鼓励的策略计划，由市民创造城市文化的风貌。

可以这样说，台北市的文化多元性，除了来自客观条件的资源，例如历史遗迹、自然景观、人文脉络、产业特色等，更有市民站在这些基础上的文化创造。在“文化公民权利”的理想之下，文化局以宽容的条件和包容的态度提供市民参与创造城市文化的机会；而市民的创意与活力，才是让台北城市文化更为多元与精彩的关键。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文化政策的制定，逐渐告别过去指导性的“由上而下”过程，反转至“由下而上”的实验和实践，十多年来遍布台湾的案例，说明开放的机制以及民众的主动参与，是产生丰硕文化果实最好的土壤。在台北市，市民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自主意识更高，作为文化行政的官员，与其说我们经常处于“被动”，不如说，我们总是“被感动”，因为市民的积极和热情，甚至让政府愿意修改已经定案或执行中的计划。所以，在台北市，最好的文化政策，是不限制文化发展的任何可能性的政策；最好的文化局施政作为，是在硬件建设、软件资源和法令的解释和解套方面服务市民，由市民创造城市的文化气氛。

台北市文化局每年拨出7000万～8000万元台币（在人民币1600万～1830万元之间，每年视预算情况而定），由民众和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案申请，执行各种活动或研究。在我们的“艺文补助申请须知”中列着三个项目：“专业艺文”、“小区文化”以及“弱势及其他少数族群、原住民”，其中，“专业艺文”分成十类：传统戏曲、传统音乐、民俗技艺、影音艺术、现代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综合艺术，由文化局补助各种专业性的艺文活动举办。“小区文化”包括五项主题：文化生活纪录、艺术教育推广、艺文活动、文化调查研究、文化空间美化，市民或团体都可以提出计划申请经费。身心障碍者、老人、外籍劳工、侨胞、原住民等族群，或针对性别、弱势文化所发展的创作或文化活动，文化局保留专门的预算，以兼顾弱势或少数族群的文化需要，维持资源分配的公平。而这些所有的补助款项，都委请专家学者负责审查，文化局保持超然立场，绝不干预评审的过程及结果。

在补助之外，文化局还有许多公权力必须介入的责任，例如文化资产保存、城市文化营销，或是新观念的倡导，如文化创意产业等。在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和市民的权益与理想之间，文化局首要任务是寻找平衡点，寻求各方立场和利益的兼顾。这种行政方式的缺点，是折中过程影响行政效率，各方妥协的结果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案，甚至不可能讨好立场相异的每位民众，但这仍是必要的态度。因为“文化平权”是“文化多元”基础，优先保障每位市民平等的文化权力，而后才能追求城市文化的自由、多元发展。

例如台北市的北投温泉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是全台湾古迹中名列前茅的模范生，但这栋建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