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们讨论公共性，需知道任何一个名词概念都不是凭空而发生。公共性这个词是针对封建性而来，公共性是以反对封建性作为出发点，有了公共性，今天所谓的一切现代性名词才开始出现。公共性跟现代性相联系，这个概念落实到政府角色的时候，意味着政府应该提供很多的服务。比如政府应该盖很多房子，建很多戏院、电影院，让老百姓接近文化事务。今天法国就在这样做，工薪阶层用比较便宜的票可以去国家大剧院看戏。深圳报告的核心重点，是讲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是围绕政府提供文化服务讨论。

公共性问题近年来越来越热门，而且已经不止是说政府在公共文化体系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刚刚谈到反对封建性，产生了公共性。而在今天的社会中，现代性已经崩溃掉了，后现代性已经产生。谈公共性，本身已经出现了很大摩擦，例如香港为了一个（天星）码头要不要保留，发展到产生冲突，最后连沟通的平台都不存在。以前当我们谈反封建性的时候，政府的角色不是这么突出。今天不同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不民主国家，政府都是文化最大的购买者和供应者。转了一圈以后，又返回来，坦白说政府已经形成新的封建性。在今天的会议上，无论是报告人、评论人都涉及了这些问题，比如说对于上海、深圳，基本上后现代性还没有出现，两个城市都在致力于努力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多办一些接近老百姓的活动。但是，在台湾、台北，或者香港，却已经面临着所谓的公共性危机，反映到文化事务上，有很多公共问题，跟文化有关的问题，变成价值上的斗争。文化的公共性变成新的斗争领域，这个现象会在很多社会一直出现。香港、台湾也不会例外。我从台北来，当我们台北“政府”变成最大的购买者，可以以文化名义盖很多建筑物和文化设施，这些建筑到底有没有需要并不知道，却养了很多蚊子。台湾目前正在形成的现象，是政府成为最大的购买者，可以购买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政府可以介入文化生产，生产特定的文化商品。

当我们谈公共服务的时候、谈文化公共性的时候，要努力把后现代性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希望能够多跟老百姓沟通，多让民间参与。我们要面对价值冲突这一块，当政府变成最大购买者以后，就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封建性的阶段。大家都在替公共性画美丽愿景的时候，我在这里讲一个公共性的危机。谢谢！

二

各位可能读过一本书，叫《基度山恩仇记》，里面有一个情节，基度山伯爵的船进港口的时候，城市里所有的人都跑到码头上，因为每个人都是股东，所以这个船一靠码头，所有的人就都来了。这个船跟老百姓的关系叫做社会。古代社会的意思是一个地方，我们每个人一起，共同生活，一起做生意，一起贸易，延续着城邦时代而来。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公司做生意已经被大资本家垄断了，老百姓很多事情不能参与，不能参与做生意，更不能参与地方事务，没有参与感。这个时候读书人感觉到，社会不属于我了，我就创造另外的东西，把这个东西神圣化，希望我的灵魂、感情能够寄托。社会没有了，出现了社区，这就是从社会变成社区的原由。

讲这些东西，其实延续着我昨天（发言）的逻辑，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进入现代化，城市中到处是高楼大厦，生活需求、物质需求不断提高，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府要努力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百姓感觉活得高兴。可是我们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今天我被你照顾，很高兴，但是我被你照顾久了以后也不高兴。人类除了追求生活的满意度以外，还有一个灵魂家园的认同问题。随着社会的消失，出现了社区，社区更加深化，或者面临到社区改造，到了政治变化的时候，我们美化的社区又开始变成问题。今天我听了四个城市的报告，我认为上海、深圳正在努力从事于一种事业，即政府描绘理想的社区，并把它提供给老百姓，希望老百姓过得很满意。可是一个现代化的社区出现很多问题，没有心灵的安顿感，尤其是一个社区被固定化以后，居民反而会认同于老房子，认同于农田，认同于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光，随着时代的改变，进步性与反动性是同时存在的。古老的东西被美化，会反对很多新的东西，台湾某个阶段也出现这个现象，乡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是我们马上会碰到的问题。

台湾跟香港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