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性描述

金融保险业是生产者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城市能级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而言，金融机构集聚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集聚的外部性，比如竞争更加充分，高级专业人才以及各种专业服务（法律、会计、咨询、广告等）更易获得，同公司总部之间的接触更为密切，交通和通讯设施更加完备，生活设施以及其他商业服务更为发达等等，同样重要的是，集聚会带来信息流动的便捷性和充分性，由此可以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提高单个机构的运营效率。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金融产业空间分布的内在规律，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金融机构特别是控制、指挥、协调全球经济运营的高等级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中度进一步加强，主要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个世界性大城市内，比如纽约、伦敦和东京。从区域经济来看，金融机构在大都市区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性，其集聚度要高于规模较小的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从城市内部来看，金融业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或中央商务区（CBD）内，比如东京的中央三区、纽约的华尔街以及伦敦的金融城。这是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的空间分布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传统意义上金融机构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获得更为充分的信息，并且这种获得是方便快捷且廉价的，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机构集聚在一起的这种内在要求，在空间相对分离的情况下，比如金融机构同客户相分离，金融机构之间相分离，依然可以保持信息的可得性和快捷性。这导致一些城市内部的CBD出现了多中心趋势，相应的，金融机构的分布也出现了多中心化，比如东京在传统的中央三区外规划的新宿CBD；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也导致某些大城市在其郊区规划建立了核心商务区，即中央商务区的外围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巴黎的拉德芳斯和伦敦的道克兰。当然，核心商务区向外围转移也是中心城区商务成本过高、交通拥堵、生活环境质量恶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二，信息技术革命把金融产业中各种不同部门不同功能在空间上天然集聚的内在属性打破了，这使得金融产业中的一些低级功能和低端部门（比如后台办公活动）同高级功能、战略部门在空间上的分离成为可能。前者的集聚效应是非常低的，转移出去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郊区的级差地租，降低运营成本。因此，发达国家许多大城市的金融产业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都出现了向郊区和城市周边区域转移的趋势，较为典型的是英国的伦敦和其他一些大城市。

另外，研究金融机构集聚的空间变化必须要考虑到区域经济总量变化这一大背景。区域经济总量的增加会导致金融机构在更高程度上的集聚，比如东京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崛起。但金融机构一旦集聚成型，往往又会有一种内在的自我强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会抵消经济总量增长下降带来的负面作用。比较典型的是伦敦，尽管英国经济总量在二战后出现了相对下降，但伦敦金融机构的集聚规模并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不断的强化，至今依然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另外一个例子是纽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纽约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下滑，公司总部也纷纷从纽约市向外迁移，但与此同时，金融保险等行业的集聚程度却在进一步增加，^[1]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不降反增。

纵览几个世界性大城市金融机构空间分布的演变，可以发现，影响金融机构集聚的主要因素包括公司总部，特别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程度，各种专业服务业的发达与集聚程度，高级专业人才的可得性，商务成本的高低，特别是地租和专业人才的成本，城市的交通、通讯设施，生活水准和生活环境，文化、娱乐以及商业设施的完备程度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因素对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的影响往往是双面的而不是单一的。比如商务成本的增高，一方面强化了金融业的高级功能和战略部门在核心商务区的集聚，另一方面，它又驱使较为低级的部门向商务成本较低的区域转移。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种转移是以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为前提的。总体而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金融业的空间集聚表现出集中与分散共存，共性化和个性化同在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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