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关研究回顾

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行政体制的根本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是对行政区划有关方面做出的调整、变更，如调整行政区政府驻地、调整行政区边界、建立或撤销行政区、改变行政区的层级管理关系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市带县”、“改县设市”、“撤县（市）设区”等几个大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较多数量的行政区划调整，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于行政区划调整都有不少研究。国外学者对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主要见于大都市区规划、大都市区管治、城市郊区化、边缘城市等方面的文献著作当中。在“地方自治”的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欧美等国大都市区内部巨大数量的地方政府之间依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政区划或行政分割问题，制约着大都市区的整体发展（陶希东、黄丽，2005）。西方国家解决郊区化、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也偶尔会运用行政区划调整手段，如市县合并，但市县合并是以城郊双方自愿和公民投票表决为基础的，由于各方利益存在差异以及合并的短期效益，市县合并议案的通过率和流行程度已大大降低。因此，对于城市区域的协调发展，主要运用的是“成立大都市区政府、跨区域的管理机构、规划委员会、协调组织”等政策手段，并经历了从“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传统公共管理”到“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也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称之为“行政区域重划”），包括县市合并等。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城市型政区，尤其是城市密集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有较多研究。其中，以刘君德（2002）、魏清泉（1997、1998）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刘君德（2003）分析了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行政区划制度的矛盾，提出了新时期城市型政区改革的原则和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取消市管市、试行县辖市等。魏清泉主要对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行政区划调整做了大量研究，并主持编制了“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规划”和“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论证工作。汪明宇等（2000）认为解决上海政区空间矛盾有两种思路：一是内部改革，发挥现有行政区空间的潜力；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联合政府。李军鹏（2001）则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区竞争理论。张京祥等（2002a，2002b）认为行政区划调整调整并不能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运用城市区域管治手段。黄丽（2003）研究了国外都市区的治理模式，涉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刘永好（2003）、王建华（2003）、周婕（2004）对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化的关系、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扩展、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的编制等进行了研究。魏立华、阎小培（2004）研究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行政区划与城市规划相互的影响。罗震东（2005）对当前我国两种主要行政区划模式——撤县（市）设区和强县扩权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了其演化机制。

检视纷纭复杂的文献、纵观二十多年来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与快速的城市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是围绕着城市发展、城市化而展开的，核心环节是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发展、整合。有鉴于此，本文以快速城市化为着眼点，研究分析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及其所产生的效应。

二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行政区划调整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

1.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规模明显扩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制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着重发展小城镇，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城市发展方针。但是，这一战略方针并没有得到充分实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并带动了小城镇的高速发展。但是，大中城市凭借其更为明显的集聚经济效益、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发展更为迅速。大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1978年为17.90%，1993年为28.0%，2000年为36.22%，2004年为41.80%，二十多年来年均城市化水平增加将近1%，而1993年后，年均城市化水平的增加超过1%，这一速度是相当快的。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发展速度要明显快于中小城镇。而到了世纪之交，这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