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技术革命引致全球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放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务业的特殊性质，使得世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已转向服务业，服务业FDI通过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广州市作为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及我国重要的对外经济贸易口岸，外商直接投资在广州区域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广州市在“七五”和“八五”规划中都把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但这一时期广州经济发展速度慢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实践中偏离了第三产业，走上了工业甚至是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相应诱导外商投资于制造业。进入21世纪，广州经济增长格局从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推动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共同推动。利用高新技术支撑传统工业转型和内部结构升级的同时，大力推进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将成为广州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外商投资的战略重点也应从制造业逐步转向服务业。但服务业FDI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和传统服务业，在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和研究开发领域投资较少，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及各种专用性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则基本没有投资。而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趋缓。因此，本文将实证分析广州服务业利用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二 广州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样本区间为1980～2005年，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服务业相当于统计意义上的第三产业，数据来源于各年《广州统计年鉴》及《广州50年》（1979～1998年）。

（一）ADF单位根检验

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利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会导致虚假回归，因此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分析前，应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平稳性。

为了研究方便，分别对广州GDP和服务业利用FDI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和LnFDI的时间序列数据，引入对数会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结果表明，LnGDP和LnFDI都是1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两者的原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说明这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I（1）。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是非平稳的单整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其经济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在ADF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变量LnGDP、LnFDI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根据检验结果，可得出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式为：

lnGDP=6.71+0.96lnFDI

（s.d）　　　　（0.1679）

（t.）　　　　（5.7446）

结果表明，LnGDP、LnFDI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下面利用Granger检验法检验广州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为满足模型中对变量所要求的条件，我们对ΔLnGDP、ΔLnFDI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表明：ΔLnFDI与ΔLnGDP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ΔLnFDI是→ΔLnGDP的单向因果关系表明广州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广州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

三 广州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模型、数据与变量选取

1.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贸易对产出的影响，首先将人均产出分解为三个要素，再利用拟合得到的贸易工具变量分析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人均产出。本文将考察服务贸易（投资）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就业、技术、产业结构等五个渠道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首先测算五个渠道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然后以各渠道变量为因变量，检验广州服务业利用FDI对各渠道变量的影响，最后分别计算出各个渠道变量对经济增长综合影响效应的大小。由此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人均GDP表示经济增长，FDI为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K、H、S、T、E分别表示服务业利用FDI的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就业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