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日本特大地震灾害”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造成冲击，^[1]与典型的军事冲突、政权更迭以及外交事件相比，它是一次复合型危机，兼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特性。它处于全球经济危机和亚太地区政治转型的时代背景中，如何区分自然灾害与全球系统的影响是一个难题。此外，日本的重建和复兴工作仍在继续，其最终影响仍然有待挖掘。

一“东日本特大地震灾害”与日本的重建复兴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了里氏9级特大地震。地震引发大海啸，并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的重大次生灾害。4月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将这次发生在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近海的地震海啸以及由此引发的核电站事故灾害定名为“东日本特大地震灾害”。此次地震是日本观测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超过1923年发生的7.9级关东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USGS）则认为，日本“3·11”地震是自1900年以来仅次于1960年智利地震、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地震以及2004年苏门答腊海域地震的全球第四大地震。

地震引发海啸时，东京电力公司管控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正处于运转之中。结果导致核泄漏事故发生。根据日本土木学会对核电站安全标准的规定，福岛核电站的抗震标准设计为里氏8级、海啸高度5.7米以内。但东日本特大地震为里氏9级，而每增加一级所释放的能量大约将增加32倍，同时袭击核电站的海啸高达14～15米。福岛核电站属于轻水堆型核电站，这种堆型使用轻水（普通水）作为减缓中子速度的“慢化剂”和去除热量的“冷却剂”。受到海啸冲击后，福岛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了氢气爆炸和火灾，最终因电源失灵导致冷却机能瘫痪而产生放射性物质泄漏。4月12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将因地震引发的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评为7级。按照1992年设定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事件分级表，日本此次核事故与1986年发生在原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电厂事故属于全球仅有的两例特大事故。

“东日本特大地震灾害”给日本经济和国民造成了巨大伤害。3月15日，OECD给出了一份评估日本地震的简要报告，认为这次地震是“二战”以来日本遭受的最大灾难。该报告估计受地震影响的四个地区（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以及茨城县）占日本人口和经济产出的6%～7%，而1995年阪神地震毁坏地区占日本GDP的2%，尽管此次地震具体受灾地面积大致上与阪神地震相当，但此次地震冲击更大。^[2]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刊登巴克莱资本公司的评估，认为尽管该地区占GDP总值不大，在日本经济的总体规模中占6%～7%，但是鉴于该地区的特点是“贸易”经济，还需要考虑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估计损失可能超过15万亿日元（国内生产总值的3%）。^[3]

5月19日，日本内阁府公布数据显示，日本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0.9%、年度环比下降3.7%，经济萎缩程度超过预期。6月24日，内阁府初步估算东日本特大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基础设施等损失约16.9万亿日元（大致相当于1.36万亿元人民币）。^[4]内阁府9月初公布的数据则表明，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5%，按年率换算为下降2.1%，相比初值分别下修了0.2个和0.8个百分点。^[5]据日本企业信用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12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9月11日，直接或间接受地震影响而破产的企业为341家。这一破产数相当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半年后破产企业数（123家）的2.8倍。341家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约为612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2亿元），破产企业的员工达6376人。^[6]据日本警察厅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9月28日，在这次特大地震灾害中死亡15812人，受伤5934人，失踪3983人。^[7]

困扰日本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与复兴。菅直人内阁于4月14日开始研究成立“复兴构想会议”，研讨如何应对核电事故、灾区重建以及复性政策实施体制等。6月24日，复兴基本法实施，东日本特大地震灾害复兴对策本部成立。该部于7月底发布《东日本特大地震灾害复兴基本方针》。在9月13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野田佳彦首相宣布恢复重建是这一届内阁面对的最大、最优先课题。

重建和复兴灾区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增加预算和增税成为日本政府主要的选择。与陷入全球经济困境的欧美国家类似，日本的债务危机也相当严重，财政赤字已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而且2011年度预算中的国债发行量已经超过日本预定的税收金额。为了筹措资金，日本政府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