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2008～2010年中澳关系形势的简要回顾与总结

2011年中澳关系所呈现的基本态势，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和平衡过程的体现，其背后的决定力量是政治关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较量。中澳双边经贸关系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与之相对的另一番景象却是，自2008～2010年，中澳双边政治关系的状态则是一波三折、冷暖交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澳政治关系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态度的跌宕起伏并没有影响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良性发展。这种现象是中澳两国关系近年来的常态。

2008年，被冠以“中国通”之称的新总理陆克文与其政府把中澳关系带入了所谓“蜜月期”。陆克文政府以高调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推动中澳关系。他不但将“全面融入亚洲”作为澳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而且将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陆克文将中国作为其首次出访亚洲唯一的目的地，并积极寻求与中国在自贸区协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国际金融危机之际，澳政府在公开场合明确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对中国在G20、多哈回合谈判、地区机制建设中扮演的积极角色给予充分肯定，倡议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组织中更加有所作为。

随着国内、国外力量对其“亲华”倾向的指责声和各方压力的上升，陆克文政府2009年的对华政策出现较为明显的调整。这种调整凸显出两国在安全领域和价值方面的原则性分歧，以致中澳关系开始下滑，与之伴随的一系列政治和商业摩擦令双边关系陷入低谷。澳大利亚2009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对于中国发展军事力量及其意图表示了深度关注，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改变地区力量的均势格局，并针对此制订了澳大利亚“二战”后最庞大的军事扩张（特别是海军扩张）计划。此外，澳大利亚有意加强同日本、韩国、东盟主要国家以及印度之间的安全防务合作，以应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上升。与此同时，力拓“间谍门”事件、中铝收购力拓案的受阻、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矿业直接投资屡屡受挫等商业事件，以及达赖等政治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澳关系趋冷的注脚。

与2009年趋冷的双边关系相比，2010年中澳两国紧张的关系逐步缓和，并开始回归正轨。这种双边关系的缓和主要受经济因素驱使。澳大利亚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少冲击，并在2010年实现经济的强劲复苏，很大程度得益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国成为带动澳大利亚经济复苏和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选择在维护澳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处理中澳之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由此确保澳大利亚在华的经济利益。

二 2011年中澳政治关系：以吉拉德访华为线索

中国的崛起进程对于中澳关系的变化是一柄“双刃剑”。澳大利亚经济对于中国市场越来越明显的依赖性，其国内于中国崛起将打破地区秩序并进而威胁澳大利亚安全利益的忧虑，以及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变化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压力，这些导致中澳关系跌宕起伏的因素继续左右着2011年两国关系的大局。2011年中澳之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4月底澳大利亚新任总理吉拉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澳总理出访并不仅仅是两国首脑之间的一次例行访问，其时机的选择、行程安排的顺序和议程方面的设计，这些环节或进程中释放的种种信号不但体现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矛盾心态，而且可以视为中澳关系现状和未来的基本性质。

（一）吉拉德访华的背景及时机

从陆克文到吉拉德政府，澳大利亚最高领导人3年不曾访华。吉拉德上任后，先后访问了多个东亚国家，却迟迟未将访问中国提上日程。吉拉德政府在其执政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对中澳关系的基本态度是暂时搁置和冷处理。

2010年澳大利亚国内遭遇政权的更迭，陆克文总理辞职，继任的工党领袖吉拉德虽然在之后艰难地赢得大选并组建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基础并不稳固。所以吉拉德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在国内。而澳大利亚国内又有一派对政策具有影响力的舆论反对工党政府过于亲华。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相对趋冷，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亚的一系列言行，也促使国际社会认为中美之间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关系加强。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