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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运会背景下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思考 供需关系的视角

    作者:彭涛 王建军 李晓晖 易晓峰 出版时间:2007年04月
    摘要: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可以赢利的奥运会之后,奥运会申办城市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奥运会的申办甚至吸引了伦敦、巴黎、纽约、莫斯科、马德里5个世界级城市参与角逐。如此多城市对奥运会这类重大体育赛事的重视,是否表达了某些必然的联系?

    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可以赢利的奥运会之后,奥运会申办城市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奥运会的申办甚至吸引了伦敦、巴黎、纽约、莫斯科、马德里5个世界级城市参与角逐。如此多城市对奥运会这类重大体育赛事的重视,是否表达了某些必然的联系?

    已有研究表明重大体育赛事会对城市经济、文化、景观、旅游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1]大都市委员会[2]更将重大体育赛事作为能够对城市产生“持续而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一些学者还试图探求重大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如赵燕菁就提出了一种经济学解释,认为重大体育赛事的“好处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巨大的外部需求,使得超前提供的基础设施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被迅速收回。这样基础设施就可以在本地需求水平较低的时候,有一个超前的发展,从而带动城市竞争力的全面提升”。[3]然而,重大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在空间上有何反映?影响机制如何?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2010年亚运会将在广州举办,势必会对广州产生巨大影响。广州市迎来了一次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城市空间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城市供给与需求的视角,分析重大体育赛事与主办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探讨亚运会背景下广州城市合理的空间发展走向,以期提供有益的参鉴。

    一 重大体育赛事主办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

    纵观重大体育赛事主办城市,其空间发展模式可以抽象地分为“1×1”模式和“1+1”模式两种。“1×1”模式,是指城市以巩固和发展原有城市空间为主,依靠提高已有场馆、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的建设水平与服务能力的方式来满足重大体育赛事的需求。如巴塞罗那在承办奥运会期间将城市更新作为干预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战略,将80%的奥运会场馆集中于原有市区范围的四个赛区内,绝大部分是在原有场馆的基础上改造而成,而其他如奥运村、博物馆、酒店等服务设施的建设也主要与旧区更新结合进行。“1+1”模式,指重大体育赛事主办城市跳出原有城市空间,结合设施建设开辟城市新区,但不放弃原有空间的塑造,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整体重塑,并由此推动城市空间发展。如悉尼在承办奥运会期间在离市中心区14公里的霍姆布什湾兴建了奥林匹克公园并使其成为城市新区,广岛在亚运会期间建设了西风新都新市区。

    图1 改造前(1988年)与改造后(1992年)的巴塞罗那蒙特列克赛区

    图2 兴建于霍姆布什湾的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二 基于供给和需求的重大体育赛事主办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分析

    (一)城市发展的供给与需求视角

    根据经济学原理,供给与需求是指市场上交易发生时的两种基本行为,是使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需求是市场上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愿意并有购买力的商品数量,供给则是市场上生产者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数量。[4]在市场中,需求是供给产生的原因,催生相应的供给;同时,供给也会拉动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运动。因此对于城市发展,也可以从需求与供给这两方面予以考察。[5]城市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的发展能力是城市供给,而城市发展中客观产生的各种需要是城市需求。供给和需求水平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供给如果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就会延缓城市发展的进程;而城市供给过高则会造成城市资源的浪费,降低城市发展的效率。这样,城市发展如同市场都是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的过程,供需协调推动城市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假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良性发展是符合供需协调市场规律的理性行为。

    (二)重大体育赛事:拉动城市需求

    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把城市带入一个全新的竞争环境,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竞争强迫(imperative)”状态。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城市管理逐渐向企业化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的城市管治模式转变。城市政府成为负责处理城市事务的各种综合势力的主要代理人,[6]强调在城市管理和建设上使用企业化方法。在“企业化城市”模式下,政府越来越多地扮演了调节城市供给与需求的角色,并更加积极地找寻有效提高需求与供给的途径。

    重大体育赛事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偶发事件,由于事件本身的特殊性,会拉动城市需求。根据美国学者Macaloon.J的研究,[7]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时间一般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