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心目中，澳门真小。不论是从面积^[1]还是人口^[2]来看，她都赶不上广州的一个城区，甚至不能同番禺、顺德的一个镇相比，难怪清代的《采访册》称其为“澳门乡”^[3]。然而，就是这样一块小地方，却创造了影响近代世界进程的极为辉煌的三百年大历史，她不仅是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远东地区最繁盛的贸易中转口岸，以及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交汇与碰撞之地，还曾有亚洲、欧洲及美洲数十个国家的商贾、教士及移民在此停留与居住。故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神父称其为“世界型的土地与海洋”^[4]。在这谜一样的“小”与“大”之间，又有多少人能够将其真相讲清呢？一般来说，人们对澳门的印象普遍简单，一是卷发深目的“葡萄鬼”^[5]；二是纸醉金迷的“东方蒙地卡罗”或“中国的拉斯维加斯”。澳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发生着怎样的故事？那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由于语言、文字及制度等多方面的阻隔，这些问题虽萦绕于人们心中，却难有亲自走一走、看一看的机会，更难有对澳门客观与科学的认知。

也许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回归时，澳葡政府留给澳门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的一大堆问题。由于澳葡政府长期“无为而治”，导致澳门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博彩旅游业经营混乱，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公共行政和官场风气遭人诟病。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时的澳门是一个内部乱象丛生，外部形象乡土落后的小地方。虽然“华洋二分”的社会结构保持了澳门的相对稳定，却严重阻碍了经济、政治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的现代化转型，使澳门的发展停滞不前。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迈入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全新发展阶段。特区政府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了“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施政方针，并以此作为回归后头几年的基本目标。《2001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明确了“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带动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一定位为此后各项具体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本框架。2002年，博彩业正式引入竞争机制，博彩经营权一分为三，打破了长达40年的垄断经营格局。2003年，自由行和CEPA政策逐步实施，博彩业开始在澳门经济中一枝独秀；同年，“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在澳门成立，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对话合作的有效平台。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为澳门旅游业带来新亮点；同年，澳门人文发展指数测得0.93，首次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6年，澳门博彩总收入首次超过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跃居世界第一，人均GDP则仅次于文莱和新加坡排名亚洲第三；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与中国城市研究院口碑中心联合开展的“2006中国十大品牌城市排行榜”调查结果中，澳门作为“世界娱乐之都”，其公众口碑支持率达到74.5%，位居榜首；此外，澳门通过立法推行15年免费教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地区之一。2007年，澳门人均GDP跃居亚洲第一；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太经济体“国民福祉与生活标准”调查表明，澳门在2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五；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显示，澳门综合竞争力在中国200个城市中名列第十。2009年1月，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澳门在首次被纳入调查的21个小型经济体中排名第一，在全球17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二十一，亚太地区则排名第六，经济活力可见一斑。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澳门昔日乡土落后的地方形象，使其成为备受瞩目、朝气蓬勃的国际性都市。同时，随着与祖国的交流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内地朋友有机会来到澳门参观旅游、工作学习，对澳门的了解也逐步加深。不过，澳门在回归后变化之快，发展之迅速，连澳门人都仍需要时间去认识、调整和适应，浮光掠影式的观光旅游恐怕更难使人对这个地方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澳门回归迈入第十年之际，我们组织了澳门学术界的精英，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交往等多方面对澳门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力求准确、客观、全面且深入浅出地告诉读者，澳门在十年探索成长的过程中，体会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喜悦，又经历了哪些始料未及的考验；取得了哪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