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不少较发达国家或地区都面临着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实上澳门也不例外。不少本地学者及居民都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不少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政策研究及讨论，如退休保障、长期照顾服务，甚至医疗服务发展等，可见“老人政策”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过，澳门仍较少提及长者服务的长远发展，社会上的意见及建议大多是零散的，因此我们希望能借本文俯瞰长者长期照顾相关的政策发展状况。

在长者服务方面，近年来政府投入到长者服务的资源不断增加，不仅为较健康的长者提供了不少如康乐、教育、社交等社会活动及家居照顾及支持转介服务，推动“活跃晚年”（Active Ageing）的理念，也着力从公共卫生的视角保障长者的健康状况，如政府有意立法禁烟、将领取社会保障基金的年龄提前到60岁等政策，以减轻未来长者长期照顾的负担。另一方面，针对体弱长者提供长期照顾服务，不过内容更复杂，不单包括院舍式的专业护理服务，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如义工服务、外展服务、一线通等）和基础居家照顾服务（送膳服务、家居清洁等）。长期照顾服务强调各种服务之间的整合性和连续性，而且它是高成本的支出，^[1]因此控制成本及提高成本效益也是其中一个课题，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论述针对体弱长者的长期照顾服务，希望日后可以续论更多方面的服务发展。

本文主体主要由几部分建构而成：澳门人口老龄化问题；澳门长者服务；最后提出澳门迈向此一远景需要作出的相应配合措施及总结，希望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较为积极宏观的政策路向。

二 澳门人口老龄化问题

图1 2006年澳门人口年龄金字塔

近来，越来越多学者谈及澳门的人口政策，其中又必论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少学者更以老人人口（65岁或以上）占整体人口7%作为分水岭（老人人口百分比高于7%便可视为人口老龄化城市）。但统计局人口预测显示，2011年老年人口占6.9%（仅低于7%），因此严格来说，澳门仍不能算是人口老龄化城市。比较邻近地区的情况（香港地区老人人口比例已超过10%，而日本更是超过20%），澳门甚至仍可视为一个人口较年轻的城市（见图1）。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澳门人口结构并不是常见的金字塔形，而是钻石形（即老年人口及青年人口所占比例远较可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低），反映澳门面对另一个人口结构问题，在图1中，可以见到40～49岁人口较其他年龄层高，因此人口结构并非像传统人口金字塔般递增，而是于15年后，长者人口突然急增，令政府在应付人口问题时增加不少难度，而美国及我国香港地区等也须面对此问题。老龄化问题可能会随着所属婴儿潮人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士）的年龄越接近65岁而日趋严重，这种状况在澳门人口预测中也可看见（见表1），由2011年不足7%的老人人口（约36000人），急升至2026年约16%的老人人口（约128600人）。^[2]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外地劳工十分多（约10万人）^[3]，但澳门整体人口却只有50万人，可见澳门人口结构深受一些政策影响（如劳工政策及移民政策），这也会令澳门人口结构变动颇大。

表1 老年（65+）人口及耆老（80+）占人口百分比

人口老龄化成因可归纳为两个主因：第一是人均寿命因日渐提高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而得到延长，2007年澳门的人均寿命已达82岁^[4]，位于世界前列；第二是总生育率下降，澳门的总生育率由1997年的1.53^[5]下降到2007年的1.03^[6]，已低于维持稳定人口结构的替代生育水平（Natural Replacement Level Fertility，即平均每位女士会生育 2.1个孩子）。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恶化的基础上，不少学者指出传统孝道的弱化和家庭核心化问题，家庭在照顾长者时显得有心无力，因此可以预期长者的家庭支持将会减弱，与此同时社会及政府将会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去照顾长者的需要。此外，长寿长者的人数也比以往快速增加（见表1），80岁或以上的耆老（Old-old）人口会由2006年的9000人（占总人口约1.8%），急升至2031年的32500人（占总人口约3.9%）。耆老年龄层的人士病患率远较其他年龄层高，特别是一些长期病患（如老年痴呆症等）人士，因此，不难预期人口老龄化将对澳长者服务及医疗体系都构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澳门自2002年赌权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而社会也发生巨大改变，其中一个特点是人力资源倾斜于博彩旅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