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的结社与众多的社团，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社会运行模式，是澳门社会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之一。澳葡政府时期形成的双层二元治理结构^[1]，客观上有利于民间社团取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源与空间，因此，民间社团在澳门既源远流长又长盛不衰。回归以来，随着政治环境与居民身份的转变，民间结社之风更趋炽热，社团发展进入变革与分化的新时代。本文将首先介绍民间社团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然后分析回归以来民间社团的发展概况与态势。

一 民间社团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

民间结社是移民社会的基本现象。作为移民社会的澳门，其民间结社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至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前，澳门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经历了“慈善结社”、“赈难结社”，到“维权结社”的不同阶段。在结社形式上，出现了从传统的神缘、地缘、业缘、趣缘组织到现代型的互益、公益性社团，以及意识形态化与利益化社团等，且中、西形态各异的民间社团组织相互共存。此处我们借着现有的社团登记资料追寻民间社团在澳门的起源、演变及其现代转变的历程（见表1与图1）。

表1 澳门民间社团发展概况（1999年之前）

图1 澳门社团总量与分类结构变化曲线图

以表1所示的澳门社团总量与类别数量为据绘制增长变化曲线图。图1与表1显示，澳门民间社团的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民间社团的起源与初步发展：慈善公益组织与工商、知识团体

澳门早期民间组织的起源与变迁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宗教性组织到世俗性组织，第二次转变是世俗性组织内部的裂变与分化。其间，公益性社团居于主导地位。

澳门民间组织起源阶段的最早形态是民间宗教信仰组织，如久负盛名的妈阁庙和莲峰庙等传统庙宇。这种以宗教信仰性组织为中心的民间结社为“神缘组织阶段”。继之，西方式的宗教公益团体与中国式的世俗民间公益组织开始在澳门勃兴。成立于1569年的仁慈堂是政府之外规模最大的宗教公益团体。19世纪澳门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政府与宗教之外的世俗性慈善公益组织。其中，镜湖医院与同善堂的创建标志着澳门民间福利组织从分散的封闭的互益性团体走向集中的开放的公益性团体的新阶段。

进入19世纪之后，澳门开始出现会馆形式的商人团体与行会组织，如作为商人聚议之所的三街会馆，以及作为手工业行会组织的上架行会馆、工羡行会馆与泥水行会馆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门知识界的政治性结社风潮初澜。康、梁维新派组织了澳门“不缠足会”与“澳门戒鸦片烟分会”。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一度将保皇会总会迁至澳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1909年，相关人员在澳门成立了同盟会分会，并创办“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其周边组织。此外，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澳门还创办一些文化教育团体，如澳门孔教会等。

（二）社团的缓慢发展与对立分化：结社赈难与社团的意识形态化

1912～1937年间，是澳门职业性团体发展的高潮期。1913年，澳门工商界的枢纽组织——澳门商会^[2]成立。1920年，澳门知识界的支柱性团体——澳门教育会（中华教育会）^[3]成立。而同一时期内，大量滋生的工会组织迅速在澳门掀起了工运高潮。工潮以1922年的“五·二九”反葡事件为转折，68个工会因此遭到澳葡当局的取缔。澳葡当局更颁发限制民间结社的规定，规定除宗教慈善团体外，凡政治性的社团不准公开成立与活动。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即澳门“中立”的特殊时期，救亡赈难社团^[4]作为社团发展的特殊形式而得以蓬勃发展。其中，既有行业、职业性的界别团体，也有跨行业、职业的联合团体，还有全澳各行业各阶层的共同团体——澳门各界救灾会。其中起核心骨干作用的仍然是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中华总商会。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通过不同方式对澳门华人社团施加政治影响。随着两党政争局势的逆转，中共对澳门华人社团的政治影响从无到有、由弱而强，自1949年起迅速扩大，澳门中华总商会、中华教育会、镜湖医院慈善会等上层社团最终被稳定地置于中共影响之下。澳门华人民间社团结束分裂、走向统一，并稳定地接受来自内地的政治影响。

（三）社团的高速增长：本土化与多元化

进入1970年代中期后，特别是1976年3月22日澳门政府第3/76/M号法令（俗称“自由集会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