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确而客观地评估澳门特区第一个十年施政期

一年之前，行政长官何厚铧指出：“经过将近八年的奋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从零开始，见过了复杂多变的世面，吸取了千金难求的经验，储备了集体凝聚的智慧，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今天，特区初步完成了建区前期的摸索，进入一个具有客观的基本发展定位、社会参与有所提升的阶段。”^[1]

“九九”回归至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个十年依法施政期已进入后期。九年来，澳门的现代化、国际化全面提速，公民社会建设节奏逐步加快，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新兴特别行政区已展现在世人面前，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机体，它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有待提升的方方面面。如何不失时机又不失理性地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总结与适度反思，这是摆在澳门各界人士面前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历史性课题。通过深入观察、认真思考，人们不难发现，要做好这项工作具有不低的挑战性。这是因为：第一，这十年极不寻常，它是“一国两制”新型制度的奠基期，特区加速成长的历史机遇期，扩大和谐与自身完善的成熟期。第二，客观回顾、正确评估并非易事，除政府官员要义不容辞地作出反应外，有使命感、责任心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亦要共同对历史负责、对澳门负责。第三，积极肯定与认真反思是事物的正反面，肯定要充分适当，反思也要及时到位，兼顾两者平衡。第四，理想化要求与简单化肯定均不可取，要防止片面性与极端化倾向。

二 十年奠基与新兴政权在挑战中成长

在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里反复强调着这样一句话：“澳门同胞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理好、建设好澳门。”这是一个已被历史验证为完全正确的科学命题和正确判断。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决定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单独建立特别行政区并单独为澳门特区制定一部基本法时，就正是建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尽管澳门规模有限、人口不多，但其历史特殊性和现实特殊性是其他地方难以相提并论的：历史上，澳门不仅地位特殊，在中国500年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均与澳门有直接或间接关联，而且这段历史为澳门同胞的爱国传统和奋斗精神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录；在当代，澳门同胞适应形势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以及改变命运的敢想敢做、不甘后人，所展示出的聪明才智，绝对是可以经受得起任何时代检验的。

“‘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2]建基于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和谐发展的“一国两制”理论，其必要性、可行性、优越性与创新性已经无可置疑地得到了验证。这是几代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决策层倡导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思维，也是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明与东方智慧的最新成果。经过香港特区逾11年实践和澳门特区近10年实践，胡锦涛主席的这一科学判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尽管港澳两地在区情方面各自有些不同特点，但同样都是验证“一国两制”正确性与生命力的活生生样板。香港特区有香港特区的成功经验，澳门特区也有澳门特区的成功经验，香港特区是国际上少有的多重经济金融中心，其经验具多重价值，澳门尽管规模较小，但其经验、其特色同样不可取代，同样给人以深刻启迪。

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正式居民，我们各自都有深浅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但在一些基本点方面，相信全社会的共识度是很高的。

1.“一国”与“两制”是辩证的合理统一

事实雄辩地证明，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局部特殊地区实行不同于主体地区的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但理论上可行，实践中亦得到有效验证；不但原有的优势可以保持，还可以享有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即“一国两制”优势。这是制度上的完善，亦是理论上的创新。澳门的验证成功，进一步标志着“一国两制”是一个蕴含极高科学性、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竞争力极高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

2.“澳人治澳”如同“港人治港”一样，充分体现国家对两地同胞的关爱、重视与信任

既然“维持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已定为基本国策，既然国家从中央到全国各地义无反顾地相信、支持、帮助特区，那么特区居民就应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认真而有效地管理好、发展好特区，就应当仁不让地负起历史责任，交出一份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成绩单。

3.高度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