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解放了旧体制下长期压抑的巨大潜力，推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近25万亿元（249530亿元），是1978年的15倍，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位跃居第四位。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布局相应大跨度拓展，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等一起不断优化；成为支撑国民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的强劲动力。进入新世纪以来，正朝着区域发展协调性日趋增强的方向前进。回望走过的路径，它不是径情直遂的一条直线，而是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走着一条曲线形的“捷径”。

一 “两个大局”先富帮带后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早在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医治“文革十年”遗留创伤之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个“新办法”、“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1]，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随后小平同志将先富帮带后富的理念，发展为“两个大局”的完整构想。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如果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从时间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的时序安排；那么，“两个大局”，就是从空间上对疆域广袤的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宏观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关联的战略部署。

按照“两个大局”，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的战略思想，从20世纪八十年初开始，先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起步；继而，进一步开放了大连、天津、上海、宁波、广州，直至北海市的14个港口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比照执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随后又陆续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厦（门）泉（州）漳（州）闽东南地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海南设省建经济特区，直至九十年代初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与开放；这样，通过点—线—面的结合，在东部沿海地区，构筑起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依托区位和侨乡等优势，加快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有效地发挥了对外开放的门户与窗口作用；率先改革、率先开放，尽快融入国际经济的大循环，抢抓住了战后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多途径、多方式的承接，使东莞、昆山、慈溪等地一大批昔日的农村，用十余年时间，迅速成长为工业基地、经济重镇，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内地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逐步扩大出口，从轻纺消费品起步，到机电产品直至成套设备，换回当时国家紧缺的外汇，引进先进技术与装备。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前行的三驾马车，带动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沿（长）江、沿（陆地）边（境）与内陆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梯次推进中逐步形成。

20世纪八十年代，内地经济亦有较快发展，特别是中、西部众多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对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终因区位、自然和历史基础条件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通过经济体制转轨和差别政策的双重放大，到九十年代初期，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有所扩大。面对寻求加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捷径伴生的国内社会成本显现之时，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着重论述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由第一个大局过渡到第二个大局，对前一个问题他明确指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4]；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到（第二大局）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