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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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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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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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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西部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与预测

    作者:何小锋 李昕旸 窦尔翔 出版时间:2006年08月
    摘要:本文主要概述了2005年西部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与预测。本文的研究发现,尽管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但是在金融结构的问题上,西部和初等发达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在金融体系的诸多方面中,对于西部而言,银行贷款有着特别的作用。本文的分析暗示,西部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促进工业化。但是,由于西部经济技术的落后,西部发展工业并不有利。在各种金融机构中,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最为低廉,所以,西部的发展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而且在短期内,西部地区最迫切的任务是提升本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由于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比较高,在短时期内还难以成为西部地区主要的融资手段。至于保险行业,在中国目前还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所以不能指望其成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在西部经济技术落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以前,对银行贷款的依赖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西部十二省区市的经济需要发展,金融支持非常重要。金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企业的融资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可以给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将会提高间接金融的效率。其次,金融市场可以给企业提供投资机会,从而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企业的绩效。再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还可以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提高企业效率。此外,金融的发展可以降低企业经营中的风险,期权、掉期之类的金融工具的本身就是为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而设计的。[1]因此,有必要重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一问题的诸多方面中,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一 关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回顾

    从1969年开始,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到底有何作用”这个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成果也很多,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基本的逻辑还是很清楚的。

    (一)考虑金融的发展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

    Goldsmith(1969),Shaw(1969),MacKinnon(1973),Stiglitz(1985),Levine(1998)等等的研究结果,都认为金融的发展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Levine and Sara(1998),Rajan and Zingales(1999),Levine、Loayza and Becker(2000a、2000b)等等的研究,也利用实证的方法得到了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果。[2]

    但是,这些计量的结果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到底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的发展还是相反。因此,有人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结论是在概率论的意义上,是金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即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因果性中占据主要地位。[3]Rioja and Valev(2004)则更进一步的分析到,在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金融的发展。李国胜、童威、周侃(2003)曾经专门讨论了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率对下一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但是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没有明显的影响。

    (二)对金融结构做一个考察

    对金融结构的考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结构的成因,一个是不同金融部门之间效率的差别。

    金融结构的成因,主流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金融结构的不同来自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在这个方向上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and Vishny(1997,1998,1999a,1999b,2000)做了很多工作。另一种观点把金融行业当成一个产业进而研究金融结构的形成。比如,Rajan and Zingales(1999)指出金融结构由其他产业的发展演变所决定。Amel and Liang(1990,1997)则提出金融结构实际上是由市场规模和竞争程度所决定。

    在中国,讨论主要集中在银行的行业结构上。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现有的研究结果认为银行业结构和银行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4]林毅夫、姜烨(2005)通过对中国分省数据的考察,发现各省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以及经济结构的差异能够有效地解释各省银行业结构的差异。

    不同金融部门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效率上的差别。一种观点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间接金融要优越于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金融。理由有两方面:人们的搭便车行为造成资本市场的信息失灵;[5]资本市场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监管。[6]另一种观点则正好相反,银行对企业过高的监管力度和谨慎态度可能导致企业难以进行风险投资,[7]而且银行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未必有效率,[8]此外,作为利润最大化主体的银行在对其关联企业的监管问题上也可能有叵测的居心。[9]当然,还有人认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实际上是互补品,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为企业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务。[10]

    在对不同金融部门效率的研究上,廖谋华、刘丹(2005)区别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按照资金来源的不同,他们划分了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共五种资金来源。他们的观点的是这五种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效率。

    上文介绍的种种观点,都把焦点放在对现有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解释上。林毅夫教授在一系列论文中[11]则提出了一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