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9日，在法国的带头下，欧美发动了历时长达近7个月的利比亚战争并最终以卡扎菲的死亡及其政权的覆灭宣告结束。利比亚战争是冷战后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陆发动的地区战争，开启了冷战后西方用直接的战争手段强力改变非洲国家政治进程的先河，这无疑对非洲的自主外交和一体化进程构成了冲击。如今，战争已过去一年。战前对利比亚在“后卡扎菲时代”可能陷入部族冲突甚至分治和分裂的担忧，不仅似乎不幸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利比亚战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产生的负面效应和影响也在逐步呈现，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威胁。

一 “利比亚战争”与西方干预新模式的影响

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的2011年“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当选的并非此前大热的前任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而是“阿拉伯之春”的“抗议者”（The Protester）。的确，从2011年初的突尼斯发轫，“阿拉伯之春”以迅猛之势相继冲击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等北非和中东国家，各国“抗议者”以不同方式成功将长期执政的铁腕统治“强人”拉下马。貌似“固若金汤”的阿拉伯威权统治在顷刻之间就发生了如地震般的政局突变。

在遭受此轮北非政治风暴冲击的上述国家中，又以利比亚战争最为持久和惨烈，并且在北约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军事介入下才得以实现“政权更迭”。事实上，利比亚战争在当代非洲历史甚至是当今国际关系史上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独裁者被内外联合武力推翻，而是一种新的国际干预模式的问世。

从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再到科索沃战争，西方国家在“保护的责任”以及“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下，正通过一次次的实战摸索和创出了一个新的干预模式，即：以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动荡为机遇、以支持反政府武装为掩护、以联合国决议为幌子、以空中轰炸为手段、以“保护平民”为道德借口，实现推翻一国政府的目标。^[1]这一新干预模式始于伊拉克、科索沃，但绝不会终于利比亚。用美国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可以继续适用这一模式的备选国家名单还很长，比如叙利亚、伊朗、黎巴嫩以及非洲的索马里和苏丹等。^[2]

西方强权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运用对非洲的自主外交和一体化进程无疑构成了冲击。法国军队2011年4月直接卷入科特迪瓦内战以及西方大国对利比亚的轰炸直接导致了卡扎菲政权的垮台，这种以强大的外部军事干预直接介入一国的内部冲突，支持一派来打击一派的做法本身已经对人们过去认定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如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非洲国家一直以来推崇和致力推广的冲突解决原则（如非洲的问题应当由非洲国家和人民自己来解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非洲事务等）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北约的炸弹声中人们再次看到的是“强权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另外，由于非洲国家自冷战后即迈上了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道路，“反独裁、争民主”是非洲国家和人民一直以来的政治诉求。因此，面对西方军事干预非洲国家的政治走向，非洲国家在“反对专制与独裁”和“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之间也自然表现出“鱼与熊掌”不可两全时的纠结。这种矛盾和纠结的心态在非洲联盟（以下简称非盟）在利比亚战争中的态度和立场从相对中立到反对的转变过程中就可窥见一斑。2011年3月初，在有关是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表决中，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南非当时投的是赞成票（中国和俄罗斯、德国一道投了弃权票）。但随后，在北约的隆隆炮火和轰炸声中以及行动目标明显从所谓的“保护平民安全”转向“政权更迭”（直接轰炸卡扎菲的住所，开展“斩首行动”），非盟转而对这种过度使用联合国授权的行为持强烈反对立场。非盟不仅很快成立了利比亚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调解利比亚内战，并于3月就提出了关于解决利比亚问题的五点路线图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保护平民和结束敌对行动；保障受影响的人群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启动不同政党之间的对话，朝着结束危机方向努力；建立有广泛代表性的过渡时期和启动必要的政治改革，满足利比亚人民的诉求等内容。南非总统祖马本人还不辞劳苦地几度亲赴利比亚，到首都的黎波里以及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与交战双方会谈。由于非盟的路线图中没有提出要“卡扎菲下台”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