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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2009年06月 |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社区研究状况及其差异进行了简述，提出了社区建设在现实背景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城市规划研究室近年参与的研究项目和规划实践为案例，介绍了基于社区视角的城市规划的若干尝试：《变迁中的社区》，关注在市场经济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通过城市社区规划，探寻提高社会凝聚力、增强社区应对变迁能力的解决方案；《天津生态城规划社区专题研究》，从社区规模、体系、模式、服务、文化发展、组织与治理等多方面，对城市社区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规划要求；《苏州总体城市设计社区研究专题》，在总体城市设计框架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城市社区的更新内容、方法以及过程的公众参与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北川重建规划选址意愿调查》和《〈北川新县城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社会工作组调研》，则在灾后重建的应急状况下，尝试了社会调查和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设计的配合。最后，本文基于社区视角的城市规划研究提出了今后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一些关键环节。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and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recent research and planning proj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nning Research Studio of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this paper highlights several attempts at community-based planning.“Community in Transition” focuses on the way planners can，by engaging in urban community planning，find appropriat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and methods，search for solutions to enhance social cohesion，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a community to cope with change in a market economy and under conditions of rapid urbanization.“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Topic on Community Research”，supported by the master plan of the new town，makes detailed planning requirements of 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Suzhou General Urban Design-Topic on Community Research”，within a framework of general urban design，makes significant efforts on content，methodology and public involve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Research on Opinions on Site-Selection in Beichuan’s Reconstruction”and“Investigation of the Social Work Group of‘Beichuan New Town’s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Master Plan’”，attempts to apply social surveys and public involvement into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under the urgent demands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In conclusion，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key issues worth exploring in future research on community-based urban planning.
一 背景介绍
（一）国内外社区研究与发展综述
社会学者对社区的研究开始于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他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社区（Gemeinschaft）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相同质素的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滕尼斯在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社区”概念时，强调了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滕尼斯关于“社区”和“社会”的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美国学者把德文的Gemeinschaft译为英文的Community。芝加哥学派把社区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对美国不同类型的地域社会及其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和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贝克尔（Howard Becker，1899-1960）等人受其影响继续提出家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人与城市的两分法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更注重实证研究。由于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社区研究有着不同的实践，社区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此后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这些定义，有的从社会群体、过程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社会系统、社会功能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地理区划去界定社区；还有人从归属感、认同感以及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界定社区。但总体上，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类是功能的观点，认为社区是由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另一类是地域的观点，认为社区是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
吴文藻（1901～1985）是最早进行中国社区研究的学者，他率先倡导社区研究和社会学中国化，为中国社区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区研究主要是利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农村和小城镇进行社会调查。中国社区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学的中断而中断。在改革开放后，社区研究又重新恢复，大量的理论探索与社区调查使得社区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社区研究与社区实践还缺乏密切联系，难于指导和促进社区发展。[1]
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目前中外社区发展存在如下的差异性：
1.社区发展的“街居制”地域结构
中国对社区发展的内涵突出强调其地域性，而西方国家对此相对比较灵活。西方国家社区往往用来泛指基于共同利益的团体，因而将社区定义建立在某个共同点之上，如阶层、职业、爱好、社会需求等。而中国对社区地域性一直比较强调，通常认为它是“人们生活在内”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而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以“街居制”作为城市社区的分析框架，政府也以“街居制”的地域结构作为推进社区发展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方式。
2.社区管理和体制构造
中国社区发展模式比较重视城市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体制建设，无论是上海模式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还是“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以及新成长中的“百步亭模式”，都强调社区发展的体制塑造。而西方国家对社区发展实践比较强调一系列程序和一系列活动内容组合成的工作方案和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来奠定社区发展的基础。例如，在澳大利亚，城市的社区发展就是与一系列具有地方性、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社区发展项目紧密相连的。
3.市场与社区发展的协作关系
中国城市社区独特的发展起点和发展背景，决定其在社会治理格局中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存在着独特之处。中国城市社区发展是在市场发育不足背景下的社区发展，并不像西方社区中存在密切的市场社区伙伴关系。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充足的市场手段和市场竞争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存在大量市场化的社会公益企业和社会公益基金。而在中国城市社区中，民间资金和社会服务的市场竞争还非常单薄。
4.政府和社区发展的关系
各国政府都对促进社区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是政府发挥其作用的方式存在很大不同：第一，西方国家的社区发展最初作为游离于“福利国家”以外的力量出现，其相当大的程度是非政府甚至是反政府的；而在中国，社区从全能政府体系内部生长出来，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是相对协调的。第二，西方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政府不能控制和强制社区发展，认为政府干预和“由上到下”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抑制社区的，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