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揭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特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征，是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思路的关键。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中，呈现出了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的主要环节是：人口转变显现出它长期隐藏的经济含义，即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影响，正在耗竭着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源泉——单纯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并且相应地创造了调整城乡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

由于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个双刃剑，既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阶梯的催化剂，也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一个均衡陷阱，因此，只有科学地认识这个新阶段，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章用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修正和发展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剖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含义，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发展含义

刘易斯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把一个国家区分为两个部门，我们这里将其分别称作“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1]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罗斯托，2001），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

因此，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按照刘易斯和罗斯托的说法，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不仅认为先行的发达国家不具有二元经济的特征，而且也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出发，探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因此，二元经济理论模型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Gustav，2004），关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尽管如此，无论是通过经济学文献还是通过直接的观察，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标识性变化。

其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是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剩余，从而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主要源泉。也就是说，由于健康和卫生水平的改善导致了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人口增长率长期处于很高的状态。但是，人口转变的规律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开始改变生育行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将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这时，作为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源泉，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刘易斯本人就曾经根据人口转变的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过预测（刘易斯，1989）。

其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范式，表面上是指两个部门的划分，实际上，从经济逻辑上更主要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Gary，2004）。虽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Todaro，1969），但是，由于在前一部门存在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从而劳动边际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工资的分享特征，以及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

劳动力市场从分割到一体化的变化，产生于农业中工资增长率的相对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