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转折点的到来，使我们过去熟悉的市场态势发生了逆转，这既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但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当丰富的劳动力不再是优势，中国将寻求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呢？这个紧迫的问题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机会还是存在的。劳动力转折点通常不是一个可以清晰观测的点，而是一个区间、一段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转折点到来是提前到来，是经济发展和一系列扭曲性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在政策上及时做出调整，消除制度性扭曲，就可以继续挖掘劳动力供给，使转折区间持续的时间更长，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得以更长时间的维持，也为探寻新增长模式和做出相应的调整，赢得时机。

应该指出的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是需要成本的，只有当可以预见到的收益超过调整成本，或者不调整会带来严重损失时，政府才有积极性去调整现行政策。本章分析将证实，近年来，中国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但就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这个目的来说，仍然面临很多严重的制约因素。

一 劳动力市场环境在改善

（一）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程度在减轻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之初，面临着一个二元体制：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受到政府保护，他们不仅工资高、福利完备，其就业预期也是终身的，这个部门被称为“传统部门”或者“正规部门”。在市场上成长起来的新兴部门，面对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可以支付很低的工资。新兴部门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缺少社会保障，而且岗位不稳定。新兴部门利用劳动力丰富这个优势，发展出劳动密集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与传统部门相比，新兴部门的就业岗位是“不体面”且缺少吸引力的。新兴部门的成长壮大，无疑降低了城镇就业的平均质量。

新兴部门劳动力成本低、效率高，他们的竞争使传统部门开始面临重大困难。传统部门要遵守政府的规制，无法像新兴部门那样自由招聘和解雇劳动者，也必须执行政府规定的工资和福利。但市场竞争也给部分传统部门的经营者带来了降低成本的激励，他们也在劳动力市场上招聘部分劳动者，支付像新兴部门一样的工资，非正规就业也开始出现在正规部门内。这是就业质量下降的第二个因素。

当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这是正规部门的主体——积累的呆坏账给国有银行带来极大的风险时，中央政府终于下定彻底解决国企问题的决心。从1998年开始，国企改革加速，大量劳动者从国有、集体企业分离出来。面对全国性的就业冲击，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设法帮助这些下岗失业者实现再就业。经过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下岗失业者在新兴部门找到了岗位。下岗失业者大量涌入非正规就业岗位，是中国城镇就业质量进一步下降的第三个因素。

在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严重的非正规化。非正规化的实质是工资水平低下，就业稳定性差。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这种非正规化是必然结果，其背后的原因是发展水平低，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没有变化。

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态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劳动者工资水平迅速提高，这时，非正规就业者也受到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大规模下岗失业结束，再就业引起的就业质量恶化逐渐停止；原来不断排斥劳动力的正规部门开始吸纳劳动者；一些迅速成长的新兴部门，开始提高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创造出“体面就业”岗位。就业质量开始提高。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就业质量的变化，其变化轨迹大致为“正规化—非正规化—正规化”。

表8-1显示的信息似乎证实了这个轨迹。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口径和特点，可以计算出城镇“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的数量（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以企业重组为特征的国企改革尚未迈开步伐，新兴部门发展迅速并带来了就业增长。尽管国企的困难从1996年就已经较为严重，但这个时期，正规就业规模也是在扩大的。1998年是执行“三年脱困”目标的第一年，大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下岗失业，正规就业规模迅速减小，比上年减少了近1800万人，减少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001年。2002年以后，正规就业开始反弹，从2001年14781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17461万人，净增了2680万人。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