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达国家经济起飞后的劳动者保护

刘易斯等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虽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但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其基本思想对于重新认识现代发达国家的转型过程仍然有一定的意义。二元经济论本质上是研究二元经济结构的变迁，二元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农业人口持续不断涌向非农业部门。现代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转型阶段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进入转折点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开始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现代部门要想继续获得劳动力供给必须提高工资水平，由此，劳动和资本开始共同分配增长的利益。然而，不能简单地把该转折点视作新古典经济学通常界定的瞬时调整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调整过程不会在瞬时完成，在他们看来，在欠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可能需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的过程，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转折过程在不同国家经历的时间和表现形式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根据库兹涅茨对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划分，转型国家可以分为两大类：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北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始于英国，从19世纪开始从英国扩散到欧洲大陆，然后传播到那些所谓的“后发国家”。一般认为，英国的转型在1780～1820年间结束，然后扩散到西欧和北美。德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1860年左右开始，而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则开始于1880～1920年。南方欠发达国家（地区）一般是从1950年以后才开始转型增长的（费景汉、拉尼斯，2004）。综观历史上已经转型成功的发达国家就可以发现，市场力量（主要是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劳动力工资上升（工资水平的绝对上升及其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份额上升两个方面）的根本原因，政府为解决收入分配制定的政策作用却相对有限。我们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中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对劳动者的保护也在发生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美国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其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剧烈，1880年美国从事农业就业人口仍占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1930年已下降到9.4%。在当时的劳动力市场上，博弈双方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需求一方是强大的垄断资本，而供给一方，由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大规模转移，形成了“无限供给”的过剩状态，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农业危机迫使大量农业劳动力涌向非农部门，使供需失衡更加严重。当时，政府采取了偏袒资本的态度，以法律等手段阻挠限制工人以工会等组织形式维护自身正当权益，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最低工资法违宪即是写照之一。这一时期的分配关系可以从国民收入构成上得到反映，1915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仅为55%左右，与此同时，美国没有采取有效的再分配措施，税收和社会保障的力度都十分有限。

美国政府真正开始重视劳动者利益、提高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是在大危机（1929～1933年）之后。这个时期也正是美国经历的刘易斯转折点结束之后。由于危机过后社会和政府对劳工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一味侧重资本的做法，认可了劳工在生产和分配中应享有合理的权益和充分的话语权。这一时期资本在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该阶段分配模式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各分配主体地位的此消彼长上。政府对劳工政策的调整以及其他举措，使得工会力量得以发展壮大，普通劳动者的地位空前提高。工会力量的壮大、工人阶层话语权的提高，使得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向劳动者阶层倾斜。这说明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待资本和劳动的政策并不一样。一般而言，政府总是倾向保护发展阶段稀缺的资源。美国政府在大危机之后出台提高劳动者地位的政策绝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已经完成刘易斯转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经结束。

对日本1955～1973年间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也表明，人口流动是劳动力地位提高的基本原因。实证研究发现，1961年既是日本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刘易斯转折点，也是库兹涅茨倒U假说中的顶点。这两个点基本重合的最大原因就是人口流动。日本在1961年之前，地区差别在上升，劳动力流动也在上升。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但1961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