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年05月 |
面对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呈现上升趋势,许多人担心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被削弱。本章认为,对此既要防止无所作为,又要避免反应过度。只要能够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应通过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延缓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避免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有效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减少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冲击。
>As labor costs increase rapidly in recent years,many scholars are concerned about a possible weakening of China’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This chapter proposes two-way policy implications:precaution for the future and reaction appropriately.First of all,through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pattern from inputs-based to productivity-based,Chinese economy can gain its benefit from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find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Secondly,by improving environment of employment creation and by abolish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deterring labor mobility,the increasing trend of labor costs can be postponed.Last but not least,by deepening formal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training programs,human capital stock can be enlarged and the possible shock brought about by increase of labor costs can be eased.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不仅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同时具有其人口结构根源,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种人口因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完结,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
伴随着各地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总体水平提高较快、企业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趋势,许多人担心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会被削弱甚至丧失。本章在前面关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讨论的基础上,揭示其政策含义,提出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轨的思路,并对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提出政策建议。
一 刘易斯转折点与比较优势变化
除了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短期现象,尚未认识到或者不肯承认劳动力成本已经在提高这个现实外(如樊纲,2005),观察到这个崭新现象的学者对于其政策含义通常产生两种过度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做出中国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会受到削弱乃至消失的判断。就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现象来说,如果是一种人为干预的结果,例如,在某些国家曾经发生过因最低工资立法和工会活动,造成工资成本超越真实的要素稀缺性而上升,则必然产生影响竞争力的效果。相反,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真实地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则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反而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此外,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倾向于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来观察。从总量的角度观察,实际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年平均0.7%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见表12-1)。
鉴于以上分析,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并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即使少量国外投资者做出了把投资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姿态,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跨国企业并不必然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国际投资者,其中甚至不乏靠“血汗工资制”赚钱的投机者。因此,在资源禀赋结构出现变化端倪之际,正可以借此大浪淘沙的机会,改善中国外资企业的素质构成。换句话说,当中国的劳动者接受低廉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人为地抬高它,而把投资者吓跑。而当劳动者不再接受血汗工资时,说明就业机会更多了,该走的投资者尽管让他走。
表12-1 分年龄组人口预测
第二个反应,是做出中国应该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调整的判断。我们已经证明,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尚未而且在近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这个调整还没有现实依据。从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关系的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从存量的意义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仅劳动力实质性短缺从而工资水平上涨,而且资本开始过剩从而利率水平降低。而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一个转折点的到来,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尚不是存量意义上的。这时,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未获得比较优势。
从人口结构优势的角度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使得资本报酬递减的规律没有发生。也就是说,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的背后,是资本的高回报率。而且,这个资本高回报率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递减趋势。[1]至于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更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
根据一项研究(Batra and Khan,2005),按照要素密集程度观察目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产品,资本密集性产品尚没有占据任何地位,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2000年与2003年相比,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1700多种产品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占第一位的是非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