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为标志，我国农村开始全面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体制。但是随着村民自治的展开，一些地方农村“两委”关系开始出现矛盾，有的地方矛盾甚至十分尖锐。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矛盾的核心是权力划分，焦点是人权、财权和决策权。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化解农村基层组织中“两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2002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主张在村一级实行支部书记和村长一人兼任，村“两委”交叉任职。具体模式有“威海模式”和“顺德模式”两种，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一肩挑”和“交叉任职”的“两委”管理模式已经非常普遍。据报道：2002年年底山西长治市开始试点村级“一肩挑”，2006年年初，全市实行“一肩挑”的村已经达到90.2%，到当年6月，全市132个乡镇全部实现了党、政正职“一肩挑”。^[1]

一 村“两委”分管下安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

据安徽统计年鉴，2010年全省共计有912个镇347个乡（7个回族乡、1个回族满族乡、1个畲族乡）；全年全省14.1万个基层党组织，255万名党员。2011年全省共计有914个镇，343个乡（7个回族乡、1个回族满族乡、1个畲族乡）。这么多的乡（镇）已经基本搭建起了“党—政—社”治理框架，主要包括基层政权、基层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各个村也已形成村委会和村支部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全省大部分村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支委会设3～5名支部委员，村委会最少由3人组成。村党支部是村级干部、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因此说它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代替村民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具有反映村情民意的职责。村委会和村支部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当前，为保障这一组织结构良性运行的各种制度和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农村基层组织“两委”分管的管理模式仍然存在，并面临诸多问题。

（一）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当前很多基层组织集体经济薄弱，承担民生工程建设投入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大部分村集体基本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淮南市大通区2011年调查全区50个村委会，其中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的只有5个村，占10%；5万～10万元的有8个村，占16%，14%的村没有集体经济收入。黄山市屯溪区54个村中，有39个村级集体经济在10万元以下，而且大部分村的集体经济是靠山场、水面及部分店面房屋出租，发展集体经济缺乏持续、有效的途径。如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基层组织就很难掌握经济力量，也就会抑制基层组织骨干核心作用的发挥，导致农村基层组织说话越来越不管用，管理社会、协调和服务群众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基层干部的威信越来越低，最终会削弱农民对基层组织的感情和心理上的依赖，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

（二）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的管理方式没有实现转型

部分村干部过去那种“干部说了算、群众埋头干”的思维方式依然占据上风，村务管理难以实现“一事一议”，这样的管理方式方法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导致工作手段单一、组织领导弱化。

（三）村“两委”关系不畅，影响组织作用的发挥

部分村支部和村委会关系处理不当，存在村“两委”的“两张皮”现象，制约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村党组织领导一切，忽视了村民自治，导致村委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作用；另一种是村委会干部认为自己是村民选举产生，不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导致党组织发挥不了核心作用。

（四）部分村干部能力不强、办事不公，丧失了领导威信

有些村干部选举由于受到家族、宗族势力的影响，未能选出有能力、本事强的人，而选出的是能力不强、素质不高、办事不公的村干部，影响了村委会领导作用的发挥。另外，村务公开的程度不够，难以服众。村务公开是“亮家底”的事情，对那些办事不公，以权谋私的村干部来说，他们怕因此引起矛盾，怕损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