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施以低碳为核心的能效变革背景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能源供需状况及能源的合理利用是关系国家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方面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改变了人类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成为人类社会物质和财富的评价标识；另一方面化石能源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影响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内在平衡性。科学研究表明，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年中，世界能源结构中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是温室气体（CO₂）浓度快速上升的根源。从表面上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低是人类能源利用方式和水平的反映，但是从本质上讲，它是人类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映。根据科学家测定，目前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约为394ppm，预计到2050年，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550ppm，它将扰乱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如海水温度、洋流以及太阳辐射间的微妙平衡，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由于化石燃料的形成周期非常长，基本上属于不可再生能源，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对化石能源的过度开采，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本国能源产量下降，甚至能源短缺的情况，从而加深了能源供给的安全性问题。这些都是各国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气候及能源问题深深触动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根敏感神经。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和水电）增幅为1.4%，是自2001年以来增长最为缓慢的一年。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一次能源消费首度超过经合组织国家。亚太地区占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87%。煤炭连续3年位居一次能源消费增幅榜首。

中国经济增长对传统能源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传统能源的高消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高温室气体的排放。中国要想长期依靠传统资源，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传统的化石资源无论再多，也是有限的，也有消耗完的那一天。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2倍左右，比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分别高2.4倍、4.6倍、8倍和0.3倍。水泥综合能耗高出国际先进水平23.6%。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15.1%。火电供电煤耗高20.5%。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如何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率，把有限的资源效用最大化是学者们、政府官员们亟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这都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人类共消耗煤炭2650亿吨，石油1420亿吨，钢铁380亿吨，铝7.6亿吨，铜4.8亿吨，同时还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20世纪初的不到300ppm上升到目前接近400ppm的水平，并且明显地威胁到全球的生态平衡。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比现在要高出3～4倍，而目前的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碳基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7%，未来的发展如果仍然采用高碳模式，到21世纪中期，地球将不堪重负。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在能源使用上进行变革。专家普遍认为，要想避免气候变暖带来的最坏影响，我们应该在未来10年中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条完整的能源革命之路，包括能源生产、消费和传输的方式。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将气候变化的幅度控制在2℃之内。

为了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尽管《京都议定书》中没有规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的具体减排任务，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我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虽然我国目前的优先目标仍然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将面临资源浪费、能源需求增长过快、生态退化、环境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还面临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既确保发展的需要又维护长远利益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