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融危机不会严重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

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全面剧烈下滑，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世界银行2009年3月初颁布的统计表明，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先后共出台了78项贸易政策，其中66项涉及贸易限制，已有48项贸易限制政策得到执行。尽管在2008年G20领导人会议的公告中，各国都承诺避免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G20中的17个国家随后却执行了47项贸易限制政策。在所有这些贸易限制政策中，引人注目的是，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著称的美国在2009年1月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予以其钢铁行业25%的竞争补贴并采取了就业保护主义措施。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担心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危机中遭受强烈责难。我们注意到，新一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盖纳在其候任期间曾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盖纳的讲话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升级行动呢？我们认为：美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并不有悖于这一目的。从这一视角看，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当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

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的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恢复全球经济平衡需要各方共同实施全面的结构性调整政策，片面强调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本币大幅升值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这一认识是长达近40年的历史事实的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中国而已。对于这种长期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的行政当局及其智囊们在心中是清楚的。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学术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这一观点的基本逻辑是：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中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以上逻辑并不客观。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中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