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

（一）银行业资产配置行为发生变化，利率风险上升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以及1995年中央银行法的通过，因“倒逼”机制而长期存在的“超贷”现象逐渐得到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被控制在其资金来源的范围内，存贷比自1995年2月份开始即一直低于100%。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控制日益加强，同时，也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在不断增强，存贷比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惜贷”现象。

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尽管贷款增速一如既往地呈现出顺周期的现象，但存贷比依然呈现下降势头。截至2006年3月份，全部金融机构的存款为30.55万亿，贷款为20.64万亿，存差近10万亿，存贷比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的67.56%。从全部金融机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央行并表后）的资金运用看，贷款只占到65%，有价证券占11%强，外汇占款占到近24%。由于外汇占款基本被央行发行的央行票据所对冲，所以，银行持有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等固定收益证券约占其资产的1/3左右。

存贷比的下降说明银行业一直在进行资产配置的调整——规避信用风险头寸，增加利率风险头寸。银行业的这种资产配置行为变化与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的发展相辅相成。截至2006年3月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各类债券票面总值已经达到近6.8万亿元，而其中仅有利率风险的高信用等级债券（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等）占比达96%。

总之，银行业减少信用风险头寸、增加利率风险头寸的资产配置行为以及固定收益证券发行规模的增加都要求发展规避利率风险的衍生金融产品。

（二）利率风险将成为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主要风险

对信用风险的关注和汇率制度的改革使得银行业越来越倾向于持有利率敏感资产，从而在流量上或者说“边际”上增加了银行业的利率风险。与此相比，利率市场化将使得原先对利率不敏感的庞大的银行存量资产和负债开始面临利率风险。

一方面，在资产方，尽管银行业的存贷比一直在下降，但贷款依然是银行业最重要的资产；另一方面，在负债方，银行业几乎所有的资产来源都依靠各种类型的存款。在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依然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这种资产负债结构为整个银行业提供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行，不仅存、贷利差可能收紧，以至于利息收入大幅度减少，而且，在存、贷款利率可以随市场行情变化之后，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银行业的赢利和资本充足情况更加恶化。换言之，利率市场化将导致依靠管制利差生存的传统银行业既无法规避信用风险，也无法规避利率风险。

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整个银行业的资产和负债方在利率敏感性和流动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从2002年12月份开始，随着本轮经济周期的启动，银行业的长期贷款占比迅速增加，并不断递增。截至2006年3月，银行中长期贷款已经占到全部贷款的45%强，这预示着整个银行业的资产流动性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在银行业的存款资金来源中，居民储蓄存款的占比不断下降，2006年3月份，居民储蓄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重下降到50%，而流动性强、对利率更加敏感的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占比增加。在股票市场行情不断上扬而存款利率依然较低的情况下，即使不考虑居民储蓄存款可能对利率更加敏感，仅就不同主体的存款结构变化而言，银行业的资产方和负债方显然正在呈现出不同的流动性和利率敏感性特征。这不仅意味着银行业将会在未来遭遇可能是比较严重的“脱媒”压力，而且，也意味着不同的银行业类机构在利率市场化的不同时期会有迥然不同的利率风险敞口。例如，如果首先实行的是机构存款的利率市场化，那么银行业的利率敏感负债可能会大于利率敏感资产，而这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影响又会非常不同，因为前者的负债主要是居民存款，而后者更多的是依靠吸纳机构存款。

（三）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汇率风险，并使得利率风险更加突出

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境内经济当事人的汇率风险，但是，在循序渐进的汇率改革步调下，汇率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与此相比，汇率机制改革却极大地放大了利率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