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

（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矛盾和困境。一方面，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开放推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和发展，运输和通信科技革命加速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合，大大增进了世界经济福利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世界新秩序，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治理结构，从而使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矛盾缺少内在调整机制，导致风险不断累积直至发生危机。尤其当全球化扩展到金融领域时，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而华尔街处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它越来越容易动员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美元越来越容易对外转嫁风险和调整责任，各种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容易增加负债以支撑过度消费和进口，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的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在缺少有效全球金融监管的条件下，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就是必然的。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从全球治理层面上解决好失衡根源及调整责任，迟早会导致一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大危机。

（二）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经历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世界经历了一场以IT泡沫形成和破灭带动的全球实体经济失衡。其起因是199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速，IT革命带来的创新浪潮日益高涨，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由美国引领的“新经济周期”。当时，源于美国的世界性IT革命方兴未艾，创新浪潮“创造性毁灭”了传统经济形态，投资未来的风险资本和创业板市场异常活跃，助推了IT泡沫的形成和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联储基准利率大幅持续下降（见图1），为“新经济繁荣”制造了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在“新经济繁荣”的带动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开始持续增加。到2000年底和2001年初，这场“新经济周期”才告结束，IT泡沫破灭。由于这个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局限在实体经济领域，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尚处早期，所引发的各种失衡矛盾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图1 美、日、欧央行基准利率变化

第二阶段是2001～2008年，世界经历了一场以金融和楼市泡沫形成和破灭引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的全球失衡。起因首先是美国等拒绝接受“新经济周期”结束必然带来的衰退和调整，要独享全球化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巨额红利。一方面，美联储通过又一轮的连续降息，再次创造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美国家庭负债率和金融机构信贷增长率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势头，促进了美国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空前高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潮造成房地产贷款井喷式上升，支撑了美国房价（Case-Schiller房价指数）的持续高涨。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经济带动了一场全球性的非理性繁荣，进而加速了美国过度消费和进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个阶段，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几乎是以一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速度上升，到2006年突破了800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这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真实原因。

第三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正在进入危机使全球失衡状况有所收敛而救市推动新一轮泡沫兴起的进程中。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正处于“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的复苏困境之中，基准利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如美联储基准利率在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将至少持续到2013年6月。全球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量化宽松、“扭转操作”（OT2）和创造外需等手段，正在催生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泡沫。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紧缩财政和放宽货币，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新兴经济体在紧缩货币和放松财政，力图控制自身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防止经济过热。很显然，新兴经济体应对泡沫经济的体制能力较脆弱，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向复苏之时，也是新兴经济体泡沫经济破灭之时。

（三）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损益

首先，全球霸权地位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8%。这个按照“居民”统计的美国出口，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按照“所有权”统计的美国出口，即美国通过长期对外股权投资，建立起其全球生产体系，从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只是美国全球出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享有全球化红利而不愿意承担全球化调整的责任。无论是IT泡沫破灭的新经济周期调整，还是金融泡沫破灭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