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主管反恐与网络安全的专家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出版了一本名为《网络战争》（Cyber War：The Next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的著作，将网络战争定义为“出于造成破坏或干扰的目的，一国侵入他国电脑或网络系统的行为”，特别强调了网络战争的破坏属性和国家属性。^[1]

而在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的报告《美国网络安全：信息时代的安全与繁荣》中，美国的网络安全被认为事关美国三个核心利益：保证自身及盟友的国家安全；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建立强大、创新型和不断增长的经济；推广价值观。这也意味着，美国网络战略将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推进，而借助网络的文化渗透可谓是看不见硝烟的斗争。

一 美国网络战略的形成

实际上，网络战争早就发生过。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在伊拉克的防空体系中植入电脑病毒，在美军空袭伊拉克前用遥控器激活病毒，导致伊拉克防空系统出现瘫痪；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网络部队的影子也清晰可见。在俄罗斯方面，2008年俄军运用大规模“蜂群”式网络攻击格鲁吉亚。在这些案例中，网络战争和传统战争相结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2010年，伊朗核设施计算机还曾受到蠕虫病毒攻击，显示出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在网络战方面，美国既有心得，也有教训，因而对其战略制定煞费苦心，也颇具系统性。从克林顿到布什以至奥巴马的三届政府，都对网络战略进行了丰富和完善。

克林顿时期搭起的是网络战略构架。应该说，美国互联网安全管理纳入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是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的，并对布什政府有很大影响。在克林顿任职的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先后发布了《保护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障技术框架》（IATF）、《国家安全战略》，其间适逢互联网大发展，这一战略也得到不断完善。

布什时期则将网络战略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要素，其地位进一步提高。“9·11”事件更是将网络安全推到了国家安全的前线。一方面，作为布什总统任期最重大的安全事件，“9·11”事件使得决策层意识到，信息安全战略应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战略，以确保在网络战线上不输给恐怖组织以及潜在的对手。另一方面，“9·11”期间网络的拥堵、信息传播的吃力、“基地”组织的反美宣传，都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网络上的宣传战和心理战。这一“反思”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兑现，尽管伊战不久陷入困境，但“倒萨”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也正是在布什任期内，美国发布了《信息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和《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并进一步加强了网络心理战和文化战的建设。

奥巴马时期则是美国网络战略转向攻势的开始。由于十分重视互联网的影响力，也得益于网络对其选战的帮助，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开始推进网络安全评估，着手制定新的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于2009年5月公布了《美国网络安全评估》，6月成立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2月6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009网络安全法》。该法案赋予美国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宣布网络空间紧急状态，可下令限制或关闭任何危害联邦政府或者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信息系统或网络的互联网进出通信”。这一点，也成为2011年伦敦骚乱期间，英国政府切断手机通信信号的重要参考。可见美国在通过网络规制防范社会冲突和安全挑战方面，颇有“先见之明”。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任命的国防部长帕内塔（接替盖茨），也是极其重视网络战的人。

2011年4月15日，美国发布的《可信网络空间身份标识国家战略》（正式稿）则更具进攻性。在此基础上，2011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确认网络为战争的第五空间——与天空、陆地、海洋和太空并列。这一战略确认了网络战争已经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成员”，同时也将五角大楼与硅谷企业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旨在“保卫互联网时代的美国”，并为美国谋取更多海外利益铺平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网络战略，还将战场引向文化渗透方面，并对社交网站给予了高度重视。有两个很明显的迹象：一是2010年初谷歌在希拉里等人支持下与中国政府进行的较量，其重要的追求就是更有效地影响中国舆论和民意。二是“美国之音”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