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国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差距十分明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关于目前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本文认为，我国经济目前的问题在结构而不在总量，因此难以用是否过热来判断，也不应仅围绕总量上的“松”和“紧”来寻找对策。本文意在说明，在我国二元经济环境下，由于其特有的分配方式，财政或广而言之的政府收支结构对国民经济消费与投资结构变动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是协调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途径。

一 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现状

2003年我国经济实现了9.1%的增长。仅从速度上看，这一速度应该说是适当的，并未超出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问题出在结构上，即增长的内容上。一方面是26.7%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另一方面是9.1%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有冷有热的局面难以用描述总量状况的“过热”概念来概括，也不能因此而采取简单的刹车办法。

经过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需求的内在动力有所增长，但增长的主要是投资需求。而从目前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不协调现状来看，可以说，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们担心，眼下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会在几年后重新形成供求关系的失衡。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短时期内，重工业内部增长形成的自我循环同样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这种担忧就做出经济过热的判断。

既然问题出在结构而不是总量上，相应的对策也就不应该是简单的“松”或者是“紧”。基本的对策思路应该是以调整为主，因势利导，以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问题是调整什么、怎么调整。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比较明显，就是要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投资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的关系进行调整。难点在后一个问题。要回答后一个问题首先必须对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成因做出分析。

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一问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供给面，即来自消费品的匮乏，在市场上表现为有钱买不到东西，买什么都要凭票，在生产上则表现为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改革开放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似乎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通货膨胀取而代之成为关注的焦点，从而也使总量分析方法成为主要的分析方法。其实，深入研究那段历史会发现，正是通过价格的再分配功能，部分地实现投资与消费两者的调整，所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才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但究其实质，背后还是一个积累与消费关系问题，只不过被掩盖在价格背后罢了。1998年后，出现了需求不足，人们自然又把眼光转向了这一问题，因为按照经济规律，生产与需求的关系不过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表现。

以上这些对历史的简短回顾，是为了说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一直是我们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更需要我们从深层次对它的成因做出理论分析。而所谓深层次，指的就是收入的分配。因为不论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在生产的角度看，收入分配都是影响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最基本因素。

二 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深层原因

通过研究建国以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变化的历史可以看出，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关键机制。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财政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形成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这种关键性作用，则是有着深层次背景原因的。这一深层次背景就是反映发展中国家经济特点的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一系列经济规律的作用，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民收入或年价值产品的分配具有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特点。这一特点的集中表现就是，用于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部分被压缩在了一个更低的水平；对应地，用于满足一般社会需要和积累需要的剩余劳动则占了更大的比例。这一分配格局本身就为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提供了基础。

在国内国际环境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有着发展经济、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我国就更是这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国以后，我们迅速地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而从财政的历史和财政的形式特点看，计划经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