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尽管有“非典”的影响，中国GDP仍实现了9.1%的强劲增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期。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中国建设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明显加快。2003年夏季以后，出现了十几个省市电力供应火急，全国钢铁、水泥和房地产等产业火热，家用汽车产业火爆，固定资产投资火气等多年不见的景象。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并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了政策调整。在宏观上，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在宏观上对钢铁、水泥、房地产等投资热点行业的贷款已经有所收紧。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五个统筹发展为主调的新发展思路，这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经济学界和地方政府对当前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并非一致，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采取什么取向的认识还存在着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过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和扩大内需的努力才出现的结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应该是我们多年政策追求的“目标”。单纯从经济指标来看，虽然部分产品价格上涨较快，尤其是钢铁、煤炭、粮食等基础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大多数工业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仍然在下降，基础产品价格上涨还没有传导到大多数最终产品，由于最终产品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等原因，经济并没有出现全面过热并产生重大通货膨胀的征兆。与此同时，在经济的各个层面，也存在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协调的情况。例如，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尽管2003年解决了900多万个就业岗位，但当前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失业率仍在上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问题依然没有好转，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与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相对应的内需不足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障的巨大压力并没有减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经济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

在关注经济增长领域的传统的结构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新的结构问题已经出现。过去我们把产业结构问题的重点锁定在产品结构层次，例如，电力、钢铁供求紧张，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等可能引起的传统性的产业结构失衡和金融风险等，但是2000年以来，在过去长期形成的“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引发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结构危机日益凸显。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结构危机”和“生态环境性经济泡沫化”。从长期来看，这一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有可能导致若干年后经济增长停滞，并引发生态环境崩溃、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

一 中国经济“新结构危机”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性经济泡沫”已经形成，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严重要素供给瓶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只有专业人士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制约关系有清醒认识。包括环境保护以外的政府部门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虽然1995年中国政府就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两大治国战略之一提了出来，但生态环境保护只是作为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得到环保专业部门的重视，而没有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GDP是优先考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是政策的中心。在社会大众的意识中，生态环境作为生活质量和效用的内涵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来看待。他们只是被作为自然赐予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外部环境来对待。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才真正唤起了中央政府高层的生态环境意识。于是有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具有实际意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政策。但是，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所表征的严重程度。

2000年中国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就已经达到1445万吨，比三类水质要求的800万吨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三类水质（可以进入自来水厂的最低要求）的仅占29.5%，而劣五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吨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