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加快的新形势，抓住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以及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加速形成带来的重要机遇，按照中央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依照溯珠江而上，与珠江流域相连、与广东相邻、与广东经贸关系密切的思路范围，珠江流域各省区根据自身的实际和彼此加强合作、促进发展的愿望，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以及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泛珠三角（即“9+2”）区域合作构想。2004年6月3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在广州的正式签署表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已经从构想进入到逐步实施阶段。

泛珠三角区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泛珠三角包括东部、中部、西部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1/3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四成。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及港澳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和合作源远流长，既有地缘关系，也有历史基础，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已初步形成区域合作的良好发展态势，呈现出项目规模大、合作领域广、互补性强、效果明显等特点。“九五”以来，广东与八省区之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金额累计超过6000亿元，合作项目超过1万个，劳动力流动更是频繁。事实上，八省区已经以广东省作为一个区域经济的中心，在各方面都接受来自广东的辐射，形成了良好的区域合作的基础。另外，广东省与港澳一直都有很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且有着共同的社会风俗和文化制度。珠三角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起因为承接了香港和台湾的制造业转移，发展较快，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格局。林江、骆俊根（2005）的研究也表明了港资与广东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最强，1988～2002年，港资是推动广东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港资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大于欧资、美资和日资。同时，泛珠三角其他省区纷纷加强与港澳的经贸联系，实现了政府高层的互访，为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虽然泛珠三角区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与前景，但区域内各省区经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11个省区横跨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其中2004年人均GDP最高的香港达195902元，而人均收入最低的贵州仅4215元^[1]，而市场化程度、经济开放度与产业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些都是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与挑战。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区域合作的序幕，也是目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那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现状怎么样？合作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加快区域经济融合？这些都是整个泛珠三角经济合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整个泛珠三角分为三个地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用新古典经济收敛模型结合面板数据来分析泛珠三角省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差距是否在扩大，以及是否存在着“俱乐部收敛”效应，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收敛的条件。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是有关经济收敛性分析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利用新古典理论的区域经济收敛模型来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内部以及之间的收敛性；第三部分是对泛珠三角收敛条件的实证探索；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的边际报酬存在着递减的趋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前期资本投入已经大大超过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时候会出现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效率低下，而相对贫穷地区投资效率会较高，经济增长率也会快于发达地区，从而有可能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形成所谓的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就是σ-收敛和β-收敛。

σ-收敛。这一收敛概念关注的是各国（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状况。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逐渐下降，就认为发生了σ-收敛。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用人均实际收入的对数的标准差来衡量。

β-收敛。如果穷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富国，那么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就会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