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及其成因

当前我国三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例如，1990年与1980年相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缩小了14.6%，东部与西部的差距缩小了14.4%。但90年代以后，差距又逐步扩大。2002年与1990年相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扩大了41.5%，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扩大了35.7%，而且差距扩大的幅度远远超过前期缩小的幅度。

区域发展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城乡发展差距。过去的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4%提高到39.1%。现在已达到60%左右。同时，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大城市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城市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城市圈、川渝地区的大城市圈、京津唐地区的大城市圈、胶东半岛的大城市圈、沈（阳）大（连）大城市圈等，这些大城市圈将成为中国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以及先进制造业的基地。近10多年来，中央政府更加关注区域的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有望加速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可能产生投入少、见效快的效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显著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在短期内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优势仍难以迅速启动，再加上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能力将长期过剩，中西部地区在中短期内难以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不会有很大的提高。因此，尽管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三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但地区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继续存在并扩大。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扩大，还主要表现为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中部人均GDP相对东部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54.14%下降到21世纪初的52.60%，西部人均GDP相对东部的比重从43.08%下降到40.59%。外贸和利用外资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东部地区在外贸和外资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中西部基本处于“荒芜”状态。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鼓励下，沿海地区先行、先发优势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后发劣势更为突出，对外开放（外贸和外资）会带动对内开放，中西部地区缺乏这样的机制。产业结构调整不平衡。东部地区体制渐渐与国际接轨，中西部地区明显存在较强的“路径依存”约束，在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均表现得非常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例如，从经济结构看，西部地区无论所有制结构，还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都不甚理想，不仅偏重重化工工业，分布不合理，而且所有制单一，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且步子缓慢。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在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方面虽然确立了一些规划，但放在国内外市场背景下，水平是不高的，即使实现了也难以跻身全国前列。长期困扰西部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资金供给不足。资源富集而经济落后，这种“富饶的贫困”现象在我国西部地区并非罕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梯度发展”理论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的投入来源更为稀少，发展资金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既缺乏外需带动，又存在内需不足，因此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中西部地区消费与投资的不平衡关系也与东部有所不同，投资严重依赖于国有经济，效率低，阻碍了经济潜力的发挥。投资需求不足，消费增长受到收入增长不足的影响，而收入增长不足又主要是受到就业压力增大（非农就业机会的严重不足）的严重约束。尽管目前绝大部分地区资本深化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矛盾突出，但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区域发展矛盾集中在中西部，经济结构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压力。首先，靠农业发展出路越来越窄。其次，工业结构也上下两难，体制结构的改善缺乏强大的外力或内力推动，除了产业结构和体制的原因外，还有种种原因导致工业化难以“提速”；城市化缓慢，大量的劳动力和人才外移，以及资本的外流，更进一步削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开放度上的差距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的变化过程。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沿海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