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网络技术为媒介的网络空间拓展、扩大和延伸了传统公共空间的领域，也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普及化，也加速了我国社会生活的网络化进程，以虚拟形式出现的网络空间影响着数以万计的人们的交往方式、参与行为。作为一种扩展迅速、影响深远的空间领域，网络空间也成为社会学所关注的对象。本文试图通过网络空间对交往的影响、表现形式和疏导、化解社会矛盾的内在机制分析讨论，以厘清网络空间与化解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发挥网络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在社会矛盾化解、疏导方面的作用，以建构良好的社会意见接纳、社会认同和各类共识的交往途径。

一 从“公共领域”到“网络空间”的变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使最初由国家控制社会的状况向社会治理方向转变，社会发展与国家权力规制的关系得以趋缓，为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和市民社会的出现创设了条件。但是，由于受历史和体制的影响，市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仍然受到各种机制、体制的约束，公共空间领域的开放程度仍然很狭小。对此，贝尔（1976）评论后现代性社会时曾指出，当代社会出现了严重断裂，尤其言论断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能达成共识。因此，通过网络空间来建构新的交往关系与疏导机制，缓解因物理空间领域的压力而堵塞的交流、沟通渠道，就成为公共空间领域向网络空间领域过渡的发展趋势。

（一）“公共领域”界定

公共领域理论是哈贝马斯在分析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等以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等社会交往行为而提出的理论范畴。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1]这种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离的中间状态就成了他所指认的公共领域，是由公众、公众舆论和公众媒体三个要素构成，通过言语沟通和交谈的方式，实现公众意见向社会舆论的转变，并通过社会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可以将公共领域视为“交往的信息和观点的网络；在这里，交往的涓涓细流经过过滤、结合，最后成为主题明确的公共舆论。像整个生活世界一样，公共领域也是通过交往行动——对于这种行动来说，掌握自然语言就足够了——而得到再生产的；它是适合于日常交往语言所具有的普遍可理解性的”。^[2]哈贝马斯在后来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将这种言语交流和沟通所构成的交往行为指向了微观人际关系的沟通、协调等方面。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成为信息、言语沟通的工具，开始充当起了权力缺场的沟通介质。公共领域也就作为“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3]承担起公共领域（虚拟社区）作用，与私人领域共同构成了日常生活世界（见图1），借助公共舆论，通过商谈和自由对话的形式，建构起不同于体制领域与市场领域的公众的公共领域。在网络社会中，则通过虚拟社区的形式，起到表达、沟通和交流的作用。此时的公共领域也就具有了“说话、松散、自由、平等、充满个性，能表达民间的意愿的交流信息特点。”^[4]

图1 日常生活世界与虚拟社区承载公共领域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加快，国家经由市场再向生活领域扩张，由此出现了国家权力通过市场机制占有各种资源，并向公共领域入侵，进而以制度和权力的方式规制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压缩了社会已有的公共空间领域，出现了公共领域政治化、经济化和体制化的趋势；私人领域也呈现政治化、经济化和无个性化的特征，导致日常生活世界因权力和制度性扩张而异化。

汉娜·阿伦特（1958）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让人们相隔却不相离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言论阐释自我。^[5]她以“圆桌”设喻来说明公共空间理论中人们是如何进行交往的，认为人们的交往因“圆桌”而形成了一个交往的平台，并因这一平台的存在而形成了沟通、交流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因“圆桌”的存在而聚集了交往的个体。如果没有了“圆桌”这个公共领域，因物理实体（桌子）所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