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之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了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标志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长期方针。确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重大进步，其重要意义已经在社会各界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差异巨大、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政府层级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有许多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涉及的公共物品性质和我国国情出发，探讨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模式，以及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的有关问题。

一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涉及准公共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

基本公共服务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公民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关系基本人权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生活习俗和道德理念的影响。目前，基本公共服务在我国主要是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公共治安、城乡基础设施与环境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为公民提供大体均等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二是使公民获得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包括地区之间的均等、城乡之间的均等和人与人之间的均等。例如，每一个公民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有享受贫困救济和医疗救助的机会，都能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标准的义务教育、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非针对一般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产品）按其均等享有的可能性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纯公共品，由于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如国防、制度、宏观调控等，可以为国民天然均等享有。这类公共服务虽然也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基本服务，但无需通过专门的均等化制度来实现。另一类是准公共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或竞争性，如教育、卫生医疗等。对于这部分公共服务，市场机制有可能提供，但不能充分有效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不能保证社会成员公平享有，因此需要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当准公共品具有排他性，并且边际成本不为零时，其供给的成本和受益人数、供给数量有关，政府供给的均等化水平往往受其财力影响，因此需要特定的制度才能保障均等化的实现。还有一类是区域性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都有其特定的受益区域，属于不同范围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如城市的消防队、治安警察和基础设施等的受益范围限于较小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分享公共产品的社会成员就要受到特定地理和行政区域的限制，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享用者通常仅限于该地区居民的范围之内。因此各地方由于政府财力的不同，居民消费偏好的不同，供给成本的不同，会有不同水平和内容的公共服务。当一部分区域性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溢性时，会出现地方政府不能充分提供的情况。不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需要有专门的制度才能实现的，并且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例如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缩小城乡之间和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

由上可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是针对后两类公共服务（产品）的。这两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特性是我们在均等化制度设计中必须注意的。

二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以最低保障均等化模式作为现实起点

从国际经验来看，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不同，有三种均等化模式：一是最低保障均等化，即保障全国各地的居民拥有至少享受国家最低标准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这一最低标准是根据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确定，并不断向上调整的，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障等方面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二是平均供给均等化，即保障全国各地的居民至少能够享受中等平均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三是完全均等化，即使全国各地的居民能够享受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后两种模式为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用。

在以上三种模式中，我国现阶段应选择何种均等化模式？显然，后两种模式有着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