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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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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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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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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中求变的中亚国家政治改革

    作者:包毅 出版时间:2012年06月
    摘要: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亚各国进入独立的20年,也相继进入了新的政权更替期,各国开始重新审视民主政体对本国国情的适应性,并致力于对总统制的改革与微调。在北非革命和俄美竞争的背景下,中亚各国的政治改革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步性。本文试图对现阶段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进行评价,揭示其民主需求形于外而政权求稳寓于内的总体特征。
    Abstract:With entering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reached the 20 years history of independence, and also have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political power changes. Fiv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began to re-examine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democracy for thei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re committed to president regime reform and fine-tu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supremacy in Central Asia,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howed a certain degree of synchroniz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valuate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reveal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ing:the internal demand of stability within the apparent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2010~2012年度中亚各国政治图景发生了不少变化。吉尔吉斯斯坦将政体由总统制转变为议会制,希望通过政体改制使国家摆脱连年的动荡,由乱而治,步入有序轨道。其他中亚国家也普遍对国家权力的管理方式进行了制度性微调,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议会的权限,提高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哈萨克斯坦提前举行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议会实现了多党化。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政党政策也出现了松动。中亚各国在这一时期相继进行政治改革,反映了执政者在新一轮政权更替期,规避政治风险,保持政权稳定的主观需要。

    一 吉尔吉斯斯坦政体改制

    自2005年阿卡耶夫政权更迭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连年的政治动荡,围绕政体改制引发的政治骚乱和民族冲突一度令该国政局失控。政权危机背后深层的部族利益与矛盾促使其无奈地放弃了总统制,选择议会制为国家政权的管理方式。吉尔吉斯斯坦希望通过改制实现国家权力在部族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缓解南北部族政治对峙的局面,恢复国家的秩序与稳定。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通过议会制宪法后,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10月举行了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进而将多党议会制权力结构在政治实践中确立起来。

    议会选举结束后,进入议会的五个政党中的三个政党组成了执政联盟,推举社会民主党党首阿坦巴耶夫为政府总理。新宪法虽然部分地削弱了总统在行政方面的实权,但依旧给总统保留了相当多的决策权,使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2011年10月底举行的新一届总统选举吸引了大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领袖。时任总理阿坦巴耶夫也为此暂时辞去了总理职务参选,并以63.24%的得票率成功当选。[1]

    吉尔吉斯斯坦通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实现了国家权力机关由总统制向议会制的结构性调整,政治精英间的斗争因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而得到暂时平息。然而,以部族主义为特征的南北政治对立并未因此而消解。在权力分配上,各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龃龉不合,难以因制度变化而达成妥协。总理职位因阿坦巴耶夫当选总统而空缺。总统选举后,进入议会的各党派就议长的任命、重组执政联盟、政府等问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最终签署了由共和党巴巴诺夫为首的由四个议会党团参加的执政联盟协议,各党团按比例分配政府各部委的领导职位。[2]

    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将政权从临时政府转交到民选议会手中。它是吉尔吉斯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政权交接,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巴基耶夫政权垮台之后,总统选举成为政权合法性重要的步骤。2011年12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签署了对前总统奥通巴耶娃生活待遇的总统令,确立了过渡时期总统奥通巴耶娃前总统身份,以此肯定了她为保持国家稳定所作出的功绩。与此同时,因前任总统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逃往国外,议会还通过了关于取消二人前总统资格及相关待遇的决议。[3]该总统令的意义在于,它是对2010年“4月事件”合法性的确认,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巩固了过渡时期政府以及议会制体制下议会与总统选举的合法性。

    政体改制是吉尔吉斯斯坦历经了两任总统的家族式统治后作出的既无奈又必然的选择,说明总统集权制在吉尔吉斯斯坦已走进了死胡同。[4]一些议会制的支持者认为,议会制改革适合吉尔吉斯斯坦国情,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和谐统一。但不少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学者并不看好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制,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库尔托夫就认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都不会在议会形成可以执行长期明确路线的稳定多数派,因为所有政党领导人都是以前历届政权的领导人,他们无数次的相互攻击,早就破坏了彼此的关系,这种情况无疑会对议会和政府的稳定造成障碍。[5]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国内要求加强总统权力的呼声也不绝于耳。有吉尔吉斯斯坦学者认为,阿坦巴耶夫本人未必是议会制忠实的拥护者,他放弃在握大权的总理职位,参加总统选举,很难想象他会甘于有限的总统权力[6]。同时,民选身份也使总统较少地受到来自党派和地方部族利益之争的负面影响,比较议会党团妥协产生的总理,总统拥有更多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的前途存在变数。在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依旧拥有较大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