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的文化乃至社会建设的目标。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具有积极意义的提法。但它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 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

我们知道，“产品”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非商品”；转化论的提出者，包括所有希望发“文化财”的人，显然都期望“文化资源”转化成“商品”，而且是由本地的文化企业（解决本地的就业问题）常年生产、具有较高产值和产销优势的文化商品。由此看来，这种向“文化产品”转化的理解不够科学准确。

二 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

众所周知，“资源”是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指的是原材料。经济学所说的物质生产中的资源只是有形的物质，文化生产中的“文化资源”既有有形的物质，也有并且更多的是无形的、精神形态的东西。“文化资源”经过企业加工生产，还只能转化为“产品”——仍然是有形的物和无形的精神的混合体（但也附着在包括人群、文字这样的物质上）；只不过具有了新的品质，被注入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值或负值，具有了潜在或现实的市场价值。而“产业”却是由一批稳定的相关企业及其产销活动来构成。也就是说，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一种“机构”；“产业”则是由一个或一系列同类“机构”组成的行业及其活动。“资源”只能转化为组织或机构的产物，却不能转化为组织或机构本身，更不能转化成一批同类机构及其活动之和——“产业”。此外，文化企业或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拥有地”或“原发地”并无直接的关联，如果先不谈艺术家、文化人等创作者的话，它们倒是与各地实际的现代文化科技水准更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某地有无文化企业、文化产业，不在于该地是否具有“文化资源”（严格说来，根本不存在没有“文化资源”的地区）或“文化资源”是否丰厚，而在于诸如建筑科技、舞台科技、影视科技以及它们所涉及的现代声光电科技等方面的水准的高低。再者，即使拥有了“文化产业”，若非具有优势的产销和较高的赢利能力，“转化”的必要性、紧迫性也都大成问题。通常所说的“转化”，其实是指向文化实力强势、文化产业赢利强势状况的一种转化；而这里的“文化资源”，实际上也只是指“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遗产，而非现实生活、当下文化。否则，便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和非“优势”可言。

所以，这里事实上提出的是，“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文化强势”，其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产业强势。文化产业的强弱与其他产业一样，一取决于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二取决于企业的赢利水平，即利润率的高低，亦即创造市场性文化价值的多少。而这些既与企业的管理有关，又与企业相关主创人员的创造能力及创作环境有关，“资源”的“优势”与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遗产，可以直接转化成商业性的、营利性很强的“文化产品”，并形成一种乃至更多的文化产业。如河南内乡的古县衙门、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等古建筑、安徽黟县西地村民居、凤凰古城沿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以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大院建筑群民宅等。这里也有代偿性文化产业，如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香港的宋城等。这些人工仿造的、代偿性的文化产业都很成功，但它们并不能替代原型景点的本原性文化项目，倒可能扩大原景点的知名度、促使推动其产业化发展。如香港宋城之于杭州的“宋城”、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即此。

同样属于直接转化的还有民族歌舞，如《丽水金沙》、《纳西古乐》、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表演以及其他许多“原生态”歌舞演出。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这些歌舞已经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不再是该族群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就很难称之为原生态了；我们这里以“原生态”称之，不过是姑且从众而已。独特的民俗风情表演、民间技艺也在直接转化为盈利性“文化产品”，如云南大理的“三道茶”、内蒙新疆蒙古族地区的向客人“敬酒”的礼仪、中原汉族的抛绣球“选婿”、“抬花轿”以及其他诸多民族的“对歌”、“选婿”、“抢婚”、“入洞房”等喜悦仪式等；少林武术的表演、传授也在此列。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