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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巨型都市区域的发展 与新加坡的合作机遇

    作者:李永宁 出版时间:2009年12月
    摘要:

    为了探讨珠三角巨型都市区域的发展模式,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回顾和评述了都市区域的传统发展模式和现代意义应用,以及都市世界的联结性、空间流和景观方法论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国内外相关的研究项目,对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巨型都市区域的形成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文章重点探讨了珠三角巨型都市区域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模式,从改革开放伊始至泛珠三角“9+2”模式的形成,进行了详尽的回顾和分析,并对该地区新一轮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文章最后总结了珠三角巨型都市区域发展趋势和动力机制,更针对该地区与新加坡的合作与互动提出了政策参考。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mega-city regions has been the highlight of China in its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To probe into the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of PRD mega-city region,the author reviews the formation history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region with the use of a series of related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a comparison of three mega-city regions in China.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s and trends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ums up the experience of success and helps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direction of the region in the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cycle.

    一 巨型都市区域的概念和相关的应用

    巨型都市区域(Mega-city)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随着全球化崭新而快速的发展,它在都市动力机制上有了新的诠释。根据最近的研究,在不考虑在当代全球化进程正在融入空间而出现的新的都市形式的情况下,巨型都市区域可以被视为城市群。例如,它们可以被看做全球性的都市区域(Allen Scott 2001),而不是作为世界经济增长节点的全球或世界城市。通常被称为巨型都市区域的这种都市形式包括数个城市,因此在结构上可以是多中心的(Hall,1999)。在著名的多元网络(POLYNET)项目研究中(Taylor,Evans and Pain 2006,2008;Taylor 等,2007),关联和依存性质的网络模型甚至被用于分析巨型都市区域。

    如果对传统的和现代的都市区域发展资源整合模式作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分为下面两种类型。

    (一)传统发展模式

    多年来,关于区域发展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是中心—周边概念和“雁型”概念。以对珠三角的研究为例,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傅高义(1989)和费孝通(1995)教授采用依附理论所作的发展模式分析颇受重视,获得了区域规划科学家和区域发展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在珠三角发展方式的总结中,有研究曾经断言,傅高义教授和费氏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香港作为经济中心区,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区域的改变,或者说该区域则作为周边,依靠香港完成了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的历程(张,2002)。围绕香港和广州等主中心发展起来的珠三角的其他次中心,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领头雁,也很明显地发挥了“先行一步”的效应。

    另一个源于对城市的历史和结构研究的模型则专注于中心性和相关资源结构。根据皮亚特·沙依(Piet Saey)的说法,中心性起源于企业家的活动,关涉的原动力可以是一个商人、一个交易人、一个零售商、一个批发商或者一个银行家。这个基于B-C-B系列研究的方法[1],描绘了一个可以看做新古典主义都市发展框架(见图1)。以此为基准,现今的都市中心理论得以建构起来,而这种理论是用以辨析和支撑在传统的经济学条件下的商务活动交换模式和基本框架的。

    图1 商务活动交换模式架构

    (二)巨型都市区域发展的现代概念

    随着采用巨型都市来分析和规划城市的发展,新的相关概念纷纷涌现。由于本文的研究只是针对华南地区一个巨型都市区域的讨论,我们只使用其中的三个流派作为分析工具,对其发展趋势作整体了解。它们是:都市世界的联结性理论,空间流理论和景观方法论。

    首先,为了从价值而非仅仅从区委上定义城市空间的联结性,J.朗、D.多林和P.泰勒创造并发展了一个新的全球性都市地图。在这个地图中,研究团队研究出了一个全新的关系空间。他们使用原始的连接价值观,开发了一个完全建立在联结紧密度基础上的空间。在本质上,研究人员不关心绝对的地理位置,创造了一个完全由联结强度决定空间位置的世界。P.泰勒称之为全球化景观(Taylor,2004)。

    相应的,这个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以下三点,以在一个不同的寻常的世界地图上理解一个全新的都市系统。

    (1)该图在视觉上展示了基于联结性的新世界。最靠近中心的城市与其他世界城市最具有连接意义,最边缘的城市则相反。

    (2)视觉上的各点是仅在连接性价值意义上的新相关城市位置。考虑到连接性是唯一的标准,这便是一张另类的新的世界地图。一个城市的得值越高并越接近中心,它的世界城市联结性越高。

    (3)这种全球观显示了从一个特定城市的角度来看世界是怎样的。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地区,研究人员从几个不同的城市选取最佳的视点,把新城市位置的最优整体层次呈现出来。

    其次,在对区域发展的空间研究中,M.卡斯特尔斯制定的具体框架是他的“空间与空间流的社会理论”。通过将空间定义为拥有以时间分享的社会实践作为物质支持的社会,他构建了一种社会的空间形态和进程: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组织互动流、图像、声音和符号流,奔涌不息。这些“流”在他的阐述中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因素:它们表达了主导我们经济、政治和象征意义生活的进程,它们影响了不同地域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人类经验的整体王国,其形式、功能和意义上超越了实际区域疆界,更新了自我依存和发展的态势(Castells,M 1996)。

    第三,景观的方法论是一种新开发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