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际政治舞台热闹非凡，多个国家将先后举行大选。除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等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高领导人会换届外，也门、东帝汶、马里、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塞拉利昂、韩国、加纳、肯尼亚、冰岛、蒙古、西班牙、多米尼亚、莱索托等国也将举行大选。在当前的韩国政坛上，备选活动早已拉开帷幕。与往届选举不同的是，女性政治人在本届选举中格外抢眼。特别是朴槿惠的支持率一路领先，在韩国的舆论调查中，其支持率高居榜首，大有问鼎总统宝座之势。除朴槿惠之外，韩明淑、康锦实、秋美爱、罗卿媛等女性政治人也给韩国政治添加了柔美色彩。其中，韩明淑也有意参加大选，与朴槿惠一决高下。

在韩国这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政治人的崛起，是韩国女性政治参与进步的必然产物，还是偶然现象？该现象将持续存在并最终破解目前的韩国女性参政困境，还是只是昙花一现？韩国离真正的男女参政平等还有多远？韩国是否即将出现第一任女总统？这些正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一 韩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轨迹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韩国女性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她们不仅没有参政的权利，也不具备参政的能力。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女性，只能扮演相夫教子、逆来顺受的社会角色。1894年甲午战争后，朝鲜王朝在巨大的危机下被迫施行社会变革，废除了500多年来的“两班”制度^[1]，不再人为地从出身和职业来判断贵贱，家奴获得人身自由，庶子和嫡子变得平等，人口买卖被禁止，寡妇再婚被许可。但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制度大都被保留。男性在家庭中通过掌握父权和夫权来行使家庭统治权，在家庭外又通过独享社会参与权把女性排斥在外。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家庭户籍制度在韩国强行推行。男性户主开始拥有绝对的家庭统治权，对家庭成员可以行使抚养权、监督权、教育权、惩戒权、婚姻同意权、户籍出入管理权。这样，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就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定。1945年，重新独立的韩国继续延续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户籍制度，直到1960年才制定《民法》对其加以修正。然而，1960年的韩国《民法》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男性户主制度被保留下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和社会中的边缘地位都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1961年“5·16”军事政变后，韩国进入朴正熙时代。朴正熙提出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集中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大量的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甚至产生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工厂。1970年，韩国已经有36万名女性劳动者，1978年则上升为109万名，1975年以女性为主的制造业占国家出口总额的70%^[2]。然而，男女平等并没有随着女性劳动者的增加而实现。朴正熙政府需要的只是女性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并不是要主导女性解放运动。政府在动员女性走进工厂时，用的是“保卫祖国”、“民族复兴”等爱国主义口号，把劳动与爱国精神、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结合在一起，对女性的合法劳动权益和社会地位持冷漠态度。当女性劳动者提出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劳动报酬时，政府往往采用强制措施来对应，把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运动看成对抗国家的大不敬行为，污蔑其受到敌对势力蛊惑^[3]。因此，在朴正熙时代，女性虽然走出了家庭，但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仍是家庭中扮演角色的放大。换句话说，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顺从、忍耐、勤奋、奉献，被放大为社会生活中对企业和国家的顺从、忍耐、勤奋、奉献。

1980年以后，女性劳动者出现了新的特征，即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从事工厂流水线作业，成为女性管理者、女性医生、女性教授等，一部分已婚女性不再辞职而是选择继续工作。1945年，韩国高等院校中女学生的比例只有13.9%且集中在艺术系、家政系和师范教育系^[4]，1965年该比例上升为25%，1975年上升为27.3%，1985年上升为28.7%，专业范围也渐渐扩展到了医院和工学等过去的女性冷门学科^[5]。在民主化运动的大社会背景下，女性开始展开各项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1983年，韩国女性开发院正式成立，1985年国务总理专门顾问机构中增设女性政策审议委员会。与此同时，韩国政府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