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结束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对朝韩关系的促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持续40多年的冷战格局就此结束，冷战后，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其中，深受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影响的韩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在东北亚地区逐渐调整其外交政策，使对外关系发生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一些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韩国卢泰愚政府大力推进北方外交^[1]，摆脱完全倒向美国的外交框架，在拓宽外交领域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功。韩国实现了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在1991年9月30日和1992年8月24日先后同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为改善朝韩关系、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推动半岛和平进程奠定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北方外交及政策”的实施，大大淡化了南北双方意识形态的敌对性，突出了民族利益，增加了双方的共识，并对统一抱有信心。南北双方终于抛弃了长达40多年的军事对抗，达成了“相互合作，为民族尊严和利益共同努力”、“创造有利于和平与统一的条件、环境的共识”。1993年开始执政的金泳三“文民政府”，针对东北亚地区的重大利益都与周边大国有牵涉的现实情况，在“四强外交”的框架下，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同友邦中国的合作，是韩国外交的支柱之一。”1994年3月，金泳三总统访华，推进了中韩以经济为中心全方位、多层次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在南北关系方面，金泳三总统虽然提出了“在自主、和平、民主三大原则上实现南北共存共荣”，分三阶段实现统一的政治主张^[3]，但在对待金日成逝世问题上，金泳三的选择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在美日等西方国家首脑纷纷发出吊唁信的同时，金泳三非但没有给朝鲜方面发唁电，还禁止韩国民众派出吊唁团，并在“三八线”增设武装部队。这些幸灾乐祸和乘人之危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北方的感情，给南北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后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在金泳三任期内再无改善的痕迹。

1998年2月民主斗士金大中就任韩国第15届总统，出台了“阳光政策”和“四强协调外交政策”。金大中上任伊始，就派代总理金钟泌访问中国，就加强韩中关系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磋商。1998年11月，金大中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许多共识。双方商定，以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的精神及建交后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基础，着眼未来，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就任伊始，金大中就提出对朝鲜包容的“阳光政策”的三项原则：绝不允许任何武装挑衅；韩国不想损害或吸收朝鲜；从可能的方面开始，积极促进南北之间的和解和合作。南北关系得以全面的修复，双方在经济、文化、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离散家属团聚等方面都有显著发展，和解步伐大大加快。2000年6月13日，韩国总统金大中乘专机飞抵平壤，韩朝实现直航，半个世纪以来，南北双方首脑第一次握手，6月14日，金正日与金大中签署了《南北共同宣言》，承诺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努力。2003年7月，卢武铉总统对中国首次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同意在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员交流各个领域建立和发展“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国同意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进一步加强合作，再次确认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共识，并一致同意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中国领导人对韩国的“和平繁荣政策”给予积极支持并表示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继续发挥作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化解朝核危机，首尔与北京之间，自第二次朝核危机之后，进行了紧密的沟通与通力合作。2005年下半年，目睹华盛顿决意阻止朝核六方进程，继续让一个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去策应美国的中东进程，韩国决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朝核六方会谈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以中俄通过“和平使命—2005”展现的“战略决心”做支撑，以有意拿“韩国可以从现实出发，走另外一条解决朝核问题的路子”去同美国谈判，最后成功使美国签订了《9·19共同声明》。特别是朝鲜宣布核试爆成功以后，在美日等主张对朝动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