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是各国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区服务与女性密不可分。深圳女性以各种方式参与社区建设，成为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机制，与社会发展和党政实现执政目标对女性的要求不相适应。

本研究主要以定性、定量和文献研究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座谈会等形式，在考察和比较深港两地女性在社区服务中发挥作用的状况中发现，香港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女性都与社区有联系，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在社区服务中发挥作用，形成网络化的服务格局并有序运作。这个网络化的服务格局笔者谓之“更好发挥女性作用的社区服务网络”（下文简称“服务网络”），它是整个社区服务网络中的子网络，对构建深圳“服务网络”很有借鉴价值。

一 深港两地社区服务及女性发挥作用的状况

本研究在深圳的20个社区、香港的34个社区分别发放了500份调查问卷；考察了30多个组织、机构，访谈200多人次。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是97.6%、100%；深圳、香港的男女受访者比例分别是41.6%、58.4%和23%、76%。对深港两地的问卷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了两地社区服务及女性发挥作用状况的异同。

共同处：一是两地社区服务中，女性比男性参与比例高，且更受关注、更有作为；二是两地居民一致认为“综合素质”和“用心程度”是女性在社区服务中最具优势之处，且最想得到的社区服务项目均寄望于女性；三是两地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都集中在“照顾老人、病人和婴幼儿”。

不同处：一是香港社区服务的“量”和“质”都超过深圳，香港居民主观上对社区服务的要求比深圳居民高，且对服务质量的重视超过服务者的性别；二是深圳居民对社区服务的依赖度超过香港居民，在客观上需求量更大、要求更高，提供服务的难度较大；三是深圳居民对社区服务中的社交需求比香港居民更强烈；四是香港居民参与义工活动和志愿服务的热情明显比深圳居民高。

二 对香港“服务网络”的研究和概述

香港社区服务始于20世纪40年代，源于社会慈善与社会救济，经历了民间自发组织、政府资助、政府购买服务三个阶段，规模大、覆盖广、运作成熟。从女性在社区服务中发挥作用的状况角度，本研究发现了一种网络化的格局。

（一）香港女性在不同层面服务社区的主要模式

调查显示^[1]，女性就业人口比例居于第一位的是“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同时，作为社区服务主力军的社工和义工中，绝大多数是女性。香港女性在不同层面服务社区的主要模式可以总结为香港“服务网络”中的四大主干，体现为四个层面。

1.以女性区议员为主体的沟通协调、影响政策的层面

香港区议员是政府联系市民的桥梁和纽带，享受政府津贴，主要职责是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市民的要求、意愿相互转达，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而连接政府和市民的交汇地带就是社区。区议员在选区内有固定的办公室，每天受理市民诉求，积极了解社情。他们把个案转介到对应的机构或专业社工，跟踪督办直至解决。以2006年为例，全港18个行政区的529位区议员中，女性约占17%^[2]。她们是社区的女性领袖，在沟通协调、影响政策的层面上为社区服务的不断完善作贡献，并影响着广大女性，包括社会名流中知名度较高的范徐丽泰、梁爱诗等，她们都在不同的女性社团中担任顾问或名誉主席。

2.以女性社团为主体的引领协调、组织策划的层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各种女性团体纷纷成立，其成员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同时，由家庭主妇和部分在职女性组成的妇女组织也在基层社区相继成立，长期活跃在社区服务领域。她们主要以“社区发展计划”等形式承接政府的有偿服务项目。近十年来，香港政府引进“社会企业”的模式，鼓励非政府组织针对弱势社群提供就业和培训服务，营办餐馆、美容、清洁、印务、小卖店等小企业。女性社团以积极创办这种政府出钱、企业出经验、社团出人出力的“官、商、民”合作模式的“社会企业”实施社区服务，体现了公益性和商业性双重性质的有机结合。香港妇联就是一例。

3.以服务机构中的女性为主体的专职服务的层面

香港的社会服务机构非常健全。2007年3月的资料显示，现有志愿社会福利服务机构370个，服务单位约3400个，雇佣员工超过4万人，提供香港90%的福利服务。这些机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