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经历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普遍现象及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加之城乡差异明显，因而必然会有随之而来的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新型劳动大军，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对农民工采取了积极引导政策，十七大又提出要完善、落实农民工政策，解决农民工问题，彰显了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工的民心工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举措。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加之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全国吸引农民工最多的城市之一。一方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劳务工在总量上占绝大多数，与本市户籍劳动力的比例明显倒挂。深圳2007年的1200多万人口中，农民工超过800万，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据2007年9月份的一次问卷抽样调查，特区外的劳务工中有78%的是农民工，而特区内的劳务工中，农民工占59%；从性别比看（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78.8，大大低于深圳市全部人口的性别比例（103.95）；特区外为75.2（女100、男75.2），特区内为96.6（女100、男96.6）；平均年龄为24.8岁，其中18～39岁间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92.4%，而且在18～24岁间的农民工占了约50%，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1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49%；从农民工的职业看，56%以上是在工厂的普通工人，行业主要分布在电子、机械、家具、服装、玩具、餐饮及服务业，其中高技能人才仅占1%，农民工是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在就业、生产、培训、生活中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在劳动和生活条件、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问题较多，现有的一些制度性规定又往往不能覆盖到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加上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服务体系不健全、知识技能更新慢等问题，导致农民工问题较多。这也表明了深圳在创造效益和谐城市时，要高度关注和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可以预见，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农民工问题仍将继续关系到深圳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产业发展；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交叉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本文将从深圳产业发展的视角，为分析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相关思路。

一 深圳产业发展各阶段与农民工迁入高度相关

2006年深圳生产总值5813.6亿元，以1979年为基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7.4%，经济总量和规模得以高速扩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适时转变，吸纳大量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支持。其基本特征是：在总产出中工业所占份额逐渐上升，农业份额下降，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则缓慢上升；在劳动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吸收了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结合我国学者对产业经济的研究，采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SI）方法（SI=A1+2A2+4A3，其中Ai为第i产业产值或就业人数的占比），大致可将深圳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与农民工迁入划分为五个阶段（如图1）。

图1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SI）

第一阶段（1979～1982年）：深圳开始由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向工商业经济转型，这一时期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低。同期，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始吹响，农民工入深的浪潮即将展开。

第二阶段（1982～1985年）：由于特区优惠的创业、引资政策，深圳“三来一补”企业，特别是以外资小规模办厂方式的加工企业大量进入，工商业经济喷发式发展。这一时期高速发展的深圳经济对劳动力提出了新需求，农民在这一时期也有了经营自主权，刚好适应深圳的用工需求，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被突破，农民工入深潮方兴未艾。此时，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高于第一、二产业，产业结构已达到较高水平。

第三阶段（1985～1992年）：随着体制性约束的放开和资本、技术的进入，深圳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