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津功能定位：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1.京津城市发展：由“单边”转向“双核互动”

京津是环渤海都市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以京津“双核”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经济圈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是其他经济圈所不可替代的。在我国区域发展的宏观布局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区位、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相比。

京津城市之间的功能和产业分工协作不仅影响京津城市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环渤海经济圈乃至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尽管京津两市在我国甚至在国际上都可称为超级城市，但就京津任何一个城市的功能和产业而言毕竟是有限的，况且京津自身的功能和产业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城市里实现自我交换。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把京津的优势转变为区域城市群之间分工协作的优势，是区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京津城市功能优势发挥的最大化与最优化，在于首先要解决京津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功能及发展定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京津两市不能说没有自身的功能及发展定位问题，京津两市源于自身城市的利益、基础以及发展阶段，都曾提出过比较明确的功能及发展定位，但其功能及发展定位，从我国环渤海及我国北方地区视角来审视，并未形成公认和共识的结论。因此，长期以来，京津“单边”的发展，不仅扭曲了北京的城市职能，也影响了天津的进一步发展。天津距离北京最近，是天津发展的最大优势，但事实上天津的发展却被戏称为“灯下黑”。北京作为首都，依靠首都资源的强大磁场和吸纳能力，使北京在区域发展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强势地位。然而，作为首都的北京在享有自然竞争优势的同时，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并未给予合理的回报，未能对周边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区域发展中，北京与天津以及其他城市之间的畸形竞争，产业结构雷同性大于互补性，产业集群度低，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在过去发展中，北京一方面强调作为首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另一方面一直强调大力发展重工业，从未放弃“经济中心”。因此，多年来，北京能否放弃经济中心，天津能否重新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京津两市能否由“单边”发展转向“双核互动”是区域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京津“双核”互动：“双核双赢”

不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京津合作都是大势所趋和当务之急。从京津两地发展战略考虑，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是两地的现实选择；从整个区域发展的长远规划考虑，京津功能回归，“双核共赢”，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从历史角度分析，北京与天津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首都，一个经济中心，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方面原因，北京由一个历史上的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大上重化工业项目，与周边城市发展造成一系列重复建设，再加上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发展到今天，“大城市病”已经成为北京难堪重负的包袱。现在北京的中心城区面积仅占整个城市的8%，却集中了政治、文化、教育、医疗、旅游、金融等多种功能，同时又是过境交通的枢纽。功能过度集中，人口密度过大，势必会导致交通拥堵、环境质量下降等“大城市病”。近年来北京虽然对城市的功能有所调整，并没能从根本上缓解城市的压力。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对北京的发展带来了沉重压力。

天津之名来自“天子渡河之处”，在明清时期，因为服务于首都的漕运而商贾云集，逐步发展成北方经济中心，著名的“洋务运动”亦在此兴起。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天津的地位曾经丝毫不逊于上海：上世纪30年代是天津的鼎盛时期，天津曾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1937年，天津的贸易额已经占全国贸易额的1/3。20世纪40年代，天津解放北路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当时天津也是通衢之地，海运、航运，在全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说法。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引起人们质疑的主要在于经济中心这一定位。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