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不是经济学者，不敢妄论经济问题。但这次金融危机及与之关联的经济危机有一个特点，引起了我们在信仰、宗教问题研究上的兴趣和思索。这就是社会与信仰、经济与宗教的对应或呼应关系。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曾论及其信仰、宗教是其社会及经济发展“潜在的精神力量”，起到了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作用。当然，这是一种“神圣”层面上的信仰，是基于“超越”追求的宗教，因而典型地体现出“精神变物质”的意义。尽管西方社会尤其是其宗教理论界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究竟是“祛魅”还是“复魅”争论不休，宗教“世俗化”观点的倡导人彼得·贝格尔亦动摇不定，反反复复，在断言世界进入“世俗化”后仅隔30年就“迷途知返”，以“世界的非世俗化”的宣称而再次令世界“惊讶”！^[1]但无论是韦伯的“解魅”（disenchantment）与“复魅”（reenchantment，一译“再着魅”），还是贝格尔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与“非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都不能回避或掩盖这一事实，即传统意义上的“神圣”信仰与宗教已越来越边缘化，已或多或少地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但现代社会开始与这种“神圣”信仰及宗教共舞的，则是各种“世俗”信仰与“新兴”宗教的崛起，从而使人类的“精神世界”更加复杂和多元。

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之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上面所谈到的“世俗信仰”的存在及其相应的“危机”。其实，从这次“始作俑者”美国来看，其金融体制、经济结构本身基本上完好无损，问题乃出在其金融运作中滥用了这一体制机制得以建立的“信用”。对人们的“信”不是加以“信用”而是实施“骗用”，其推出的“产品”、实行的“包装”，可能是借助于人们的“信任”而实际上在“行骗”；而负有金融体制监管责任的机构亦不负责任或“别有用心”，把人们对其的“信”加以滥用，却以“骗”来反馈形成“误导”，从而使“信用”这一光环实际上已经暗淡，其“骗用”的异化则越来越包不住、藏不了。其结果，这种在“信用”招牌下的“滥用”或“骗用”一旦被曝光，灾难则会降临，甚至可能导致其整个经济体制和基本制度的动摇或“崩溃”。我们看到，当人们保持其“信心”、“信任”和“信赖”时，这种“金融信仰”似完好无缺，其“信用”亦得心应手、畅通无阻。而一旦这种“信心”、“信任”和“信赖”失去，其“信仰”亦会崩塌，无“信”可“用”。所以说，巨额财富的一夜蒸发在经济学上可用“气球”被吹破、“泡沫”被挤掉来解释，而在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层面上，则也是“精神带走物质”，使之荡然无存。与“神圣”信仰相同的是这种“世俗”信仰也要靠前瞻、靠投入、靠冒险，其信仰“破灭”后的重建亦十分艰巨、非常缓慢。但与“神圣”信仰不同的是，这种“世俗”信仰的走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向成正比，经济危机越大，世俗信仰也就越“危机”，而“神圣”信仰却往往会与社会危机成反比，即社会问题越多、越复杂，“神圣”信仰的“世俗”危机则越会减少、减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希望。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世俗”信仰也出现崩盘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意义上“神圣”信仰的重新抬头，看到相关宗教的“复魅”与“复兴”。

在此，我们还应关注“信仰”的“资本”意义。正如“金融资本”基于“信用”关系的变化有其“实”、“虚”两面那样，“信仰资本”亦有其“实”、“虚”之变，由此使其游移于“硬资本”与“软资本”的互动、变迁之间，形成变幻莫测、深不可探的精神大海。“信仰”这种“无形资本”的存有可使社会“有形资本”变大、变硬、变得坚实，而这种“信仰”消失在精神层面造成“无形资本”蒸发的同时，也直接引起其社会“有形资本”变小、变弱，甚至变得一无所有。这里，无论是“神圣”信仰还是“世俗”信仰都有其相似之处和共同之点。面对当今社会的信仰变幻和宗教起伏，我们很有必要为此而研究“信仰资本论”和“宗教经济学”。

一 当代社会变动中宗教板块的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迅速、成绩斐然，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也并不十分突出。但是，中国并不是完全“风景这边独好”，在金融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