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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教与儒教研究

    作者:李申 出版时间:2009年06月
    摘要:

    本文简述了儒教的简史和信仰特点,澄清了一系列长期被误解的概念和观念。进一步肯定了儒教在历史上作为中国国教的事实。同时对于儒教今后的前途做出了可能的预测。建议有关部门,在积极引导群众树立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谨慎地采取“化祀神为民俗”、“变祈福为纪念”的方式,把民间自建的庙宇改造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高尚情操教育的基地。同时建议有关部门,担负起清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段文化遗产的历史任务。

    一 儒教简史

    儒教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并且这种演变和发展,基本上是一种自行的演变和发展,因而它的演变发展道路,可以作为宗教自行演变和发展的典型代表。

    儒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有传说的历史时期,即尧舜甚至更早的黄帝和更前的伏羲氏时代。依据传说,在伏羲、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王者祭天的传统,因而具备了成为国家宗教的雏形,甚至已经由原始宗教演变为国家宗教。另一传说则认为,大约在黄帝的子孙颛顼氏时代,经过了一次重要的“绝地天通”的宗教变革,才逐渐摆脱了原始的宗教状态。此后的圣帝明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对这个宗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则周代初年,曾经协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统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但是数百年以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他被尊称为“孔子”或“夫子”,人们称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种亵渎。但是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宗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魏晋时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为代表,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有形可见的行为(有)背后那无形可见的东西(无),并且认为,那背后无形可见的东西,比起有形可见的,更加重要。他们的意见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却并没有成为儒教国家的思想指导,因为他们讲不出那个“无”是什么,会导致由于理解不同而各行其是。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这样,儒教教义的演变也就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是重视礼仪制度建设的“周孔之道”,后一阶段是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以前阶段的教义称为“汉学”,而把宋代开始的儒学称为“宋学”。礼仪制度的建设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学更加要求自觉自愿地遵守。在后人看来,他们过分强调内心修养,因而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学的主张者看来,搞好内心的修养,就能够精通国家的各项制度,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天赋的遵守礼仪制度的天理,问题在于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