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1]与“本土意识”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似乎会让人产生一些疑惑。照理说，“中国哲学”就是我们的“本土哲学”，我们自己本土的哲学难道还能缺乏本土意识吗？这个问题其实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由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一部学习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历史，因此“本土意识”在“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形成和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自觉的凸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本土意识”并不是“中国哲学”与生俱来的禀赋。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和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中国哲学”开始自觉地意识到并严肃地关注起自己的“本土性”问题，有些学者呼吁用中国自己的术语、方法和视野重写中国哲学史，^[2]还有的学者主张建立一种立足于中国文化经验、表达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希望的“汉语哲学”^[3]。这样的理论诉求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主体价值的觉悟，另一方面也正在促成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从“现代化”范式向“本土化”范式转换，这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和未来走向都将会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 中国哲学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及其反思

在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中，文学、史学、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分类名目早已成了学人乃至受过基础教育的普通人的常识性知识概念了。但如果从知识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做一番追究，这些名目和概念其实大多并非中国人的固有观念，而是或直接来自西方，或是受西方知识分类的影响而形成的。^[4]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学问中，本来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等学科的分别。与注重“专门之学”的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更强调“博通”，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与人事相关的典籍、制度等，而不像西方那样直接以自然和社会为对象；其分类标准也主要按事物与人的关联及对人的功用来区分，而不像西方那样主要以研究对象为标准。^[5]如《大学》中关于心、身、家、国、天下的著名表述，即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宇宙人身的“类别”与“层级”问题上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念。因此，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等今日所谓的人文学科中，学术分类也只有所谓经学、子学、史学等名目，非如近代西方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并有所谓数、理、化、政、经、法、文、史、哲等诸多学科门类之分化和形成。

中国现代分科性学术知识系统的建立，与西学东渐密切相关。早在明清之际，随着天主教的东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当时称为格致之学）以及语言学、文学艺术等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已经开始输入中国，但这种输入在当时还是比较零散的。直到晚清和五四前后，也即清末民初30年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体系才最终确立起来。这些现代学科门类在中国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移植，即直接将西方近代学术门类移植到中国来，这主要是那些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的学术门类，如自然科学中之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等门类，及社会科学中之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二是转化，即从中国传统学术中转化出新的学科来，这主要是那些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之学术门类，如文学、语言学、哲学等。^[6]

就“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来说，其形成方式主要是后一种，具体来说，就是把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等，参照西方“哲学”的标准予以改造，从而转化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即“中国哲学”来。胡适先生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先生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就是这种转化工作的代表性成果。冯友兰先生说他撰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任务，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7]。这个“选出而叙述之”的工作，实际就是改造和转化的过程。所谓“选出”，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寻找出那些与西方“哲学”的内容大致相当或相似的思想素材，以为“中国哲学”划定范围，或曰确定“中国哲学”的内容。所谓“叙述”，就是把中国传统学问中与西方“哲学”相当的思想素材，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重新组织和表述出来，以使“中国哲学”形成系统，或曰确定“中国哲学”的形式。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