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最大东道国。此后，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一直排在世界前三的位置。从存量看，到2006年底，中国累计使用外资6851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境内金融资产总量的14%，当年社会总资产存量的12.7%；从流量看，2006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占当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5.34%。^[1]如果考虑到土地优惠、合资及配套经济，国际直接投资联动形成的经济成分已具备相当规模，并以其自身特殊的行为模式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成长。

外国直接投资联动形成的经济成分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成长已成为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对接的世界性事件。遗憾的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尚没有基于一个或一组被普遍接受的假设演绎出成熟的概念体系。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变化与理论分析框架的持久欠缺为管理和规制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成长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极为复杂。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全球产业链的延伸，价值链的高端被发达国家牢牢把持，中国的产业群正逐渐纳入世界产业链条的“车间生产”低端。规制东道国国民经济中的跨国集群经济，使国际直接投资能为母国和东道国带来双赢的结局，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挑战。^[2]

一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新进展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都集中在企业组织跨境成长的经济合理性上，对其给母国带来的国民福利得失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与投资替代上。对于其给东道国带来的福利得失及其对东道国国民经济成长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简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一轨迹。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简史

1.海默（S.Hymer）与弗农（Vernon）

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还是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产业链跨境延伸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在结算和交易之外附着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内涵。跨国企业在这一过程背后的推动作用促使美国学者海默超越结算意义上对资本流动的理解，从市场维度入手讨论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学内涵。海默发现，不完善的产品市场导致行业垄断，使得某些企业对利率的地域性差异缺乏弹性，寻求利润最大化驱动这些企业到国外直接投资。这一研究后来形成海默—金德伯格（C.Kindieberger）的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无法说明不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为何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与到国外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美国经济学家弗农认为，从市场入手讨论跨国投资形成的观点只适用于静态结论，从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入手讨论其生命周期则可以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包含以上两种情形。在弗农看来，产品在创新阶段、成熟阶段以及大众化标准生产阶段的价格需求弹性不同。弹性差异足以使生产厂家在生产地和市场之间取舍以获得不同的利润。当产品由创新阶段走向大众化标准生产阶段时，国内市场趋向成熟，不具备垄断优势的厂家可以到国外投资以获取类似的超额利润。

2.巴克利（Buckleg）与邓宁（Duning）

如果说最终产品市场不完善可以导致分配偏离最优结果而出现垄断，要素和其他中间产品市场同样可以扭曲资源配置形成垄断，这是否可以导致国际直接投资呢？这一思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巴克利完成的。借助于科斯（Coase）关于市场因交易费用高昂而被企业产权“包”（企业制度）替代的思想，巴克利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在超出零部件和半成品之外的专利技术、商标品牌、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中间性“知识类”产品市场上，市场的不完善程度更高。在总装成品完成之前的上下道工艺顺序环节上，获得专门知识的企业更愿意在企业内部使用和保留技术。这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一方面获得了信息优势。内部化使得企业以内部技术和专利的形式获得了某种定价垄断，从而到国外投资有利可图。

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讨论，已经出现了在更大理论空间讨论跨国直接投资行为的需求。这一传统综合的任务是由邓宁完成的。接受了内部化的思想，邓宁认为垄断优势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投资理论都有局限。实际上，只有企业所处的地域优势、历史累积的所有权优势以及替代市场获得的内部化优势的加权综合才有可能使企业到国外去投资。邓宁的理论后来被称为国际生产综合